马鞍山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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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监督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标准出版发行工作的意见

发布机构：国家技术监督局
发布日期：1997.10.05
生效日期：1997.10.05



标准出版发行工作是标准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标准出版发行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版了大量标准以及标准汇编、标准手册和标准宣贯教材等各种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标准的发行工作除通过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外，各部门、各系统、各地区普遍建立了发行站（点）。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但是，标准出版发行工作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主要反映在，标准的内在质量和印制质量尚需提高，标准出版周期较长，出版发行信息查询不便，发行渠道不畅、覆盖范围窄，出版发行活动需进一步依法规范。
　　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落实国家技术监督局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的《标准出版管理办法），促进我国标准出版发行工作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推动《技术监督工作和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和《质量振兴纲要》的实施，现就进一步加强标准出版发行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标准出版发行新观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事标准出版发行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人员，要自觉地从多年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标准不愁卖”的旧观念转变到“标准出版发行要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新观念上来。要加强领导，提高质量，主动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拓标准图书市场。
　　二、自觉遵守《标准出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规范标准出版发行行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必须由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出版，不得由非出版单位或不署名出版单位自行印制和销售；标准的发行单位须经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有关行政部门审核许可，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发行工作；各发行站（点）不可销售非出版单位编印的非法出版物；任何单位或个人以经营为目的，以各种形式复制标准的任何部分，必须事先征得享有专有出版权单位的书面同意。
　　三、树立质量意识，加强质量管理。标准的出版、印制和发行单位要认真执行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和《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努力按照ＧＢ／Ｔ１９０００—ＩＳＯ９０００系列标准的要求，建立标准的编辑、印制、发行工作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以不断提高标准出版物的编校质量、印装质量和销售服务质量。
　　四、采用先进技术，提高标准出版物印制质量，缩短出版周期。要求标准的起草、修改、送审和报批逐步实现电子计算机管理和磁盘交稿，以减少重复工作，缩短标准的制修订和出版周期；逐步对标准文本印装设备进行技术改造，适应标准印制品种多、质量高、印数少、周期短的要求。
　　五、开拓和培育标准销售市场。继续依靠全国新华书店主渠道，发展多渠道标准发行体系。全国技术监督系统已经设立的标准发行站（点）应作为各地标准情报单位的一个主要业务机构，要继续予以充实加强；要鼓励建立更多的标准发行站（点），使其覆盖我国绝大部分省市，逐步建成全国统一的标准发行网，并把发行工作深入到基层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县级以下地区；采取经销、代销、连锁等多种形式，扩大发行规模，在已有的发行站（点）的基础上，在“互惠互利，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下，逐步开展合作和联合，统一征订，规范经营，快捷便利地为读者（用户）服务。
　　六、加强标准和标准出版物出版发行信息的发布、沟通、查询工作。出版各种形式的标准目录，在报刊，电视台、电台上刊登标准出版发行的广告，有针对性地发送各种（类）标准出版物的征订单位，出版标准书目报，建立标准出版发行信息动态查询系统等，促进标准出版物的发行。
　　七、积极开展我国标准出版发行工作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在尊重知识产权和双方协议的基础上，推进开展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在国内代印、代销、出版中译本和发行等工作；开拓我国标准对国外的发行工作；做好出版发行标准英文版的准备工作。
　　八、加强标准出版发行工作的队伍建设。要抽调事业心强、文化素质高、善于管理的骨干力量充实和加强标准出版发行队伍；为标准出版发行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包括场地、资金和设备）；注重工作人员的岗位培训，更新知识，提高业务能力；建立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广大标准出版发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对于成绩突出的工作人员给予适当的荣誉和物质奖励，鼓励他们为标准出版发行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客观归责论基本构造的辨析

李哲

摘要：客观归责论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德国刑法学界乃至欧洲刑法学界讨论得最频繁最热烈的刑法学理论问题。该理论倡导根据刑法法理的任务对侵害法益的行为和结果给予客观归责。根据客观归责原则，客观目的性是决定归责的根本性要素，而这个要素决定于两个彼此互相决定的下位要素，即“行为的客观风险制造能力”和“规范的目的性”。根据这两个要素，客观归责原则包含三个判断标准：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以及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很大程度上，客观归责论虽谓“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但其内涵仍多为以反面排除不可归责的例外情况。并未实质定义“法所不容的风险的制造与实现”的类型化基准。本文从规范刑法原理的立场出发，对“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进行浅析，尝试以不法理论诠释上述判断标准的内涵。

关键词：客观归责论 行为无价值 结果无价值





一、客观归责论构成要素的辨析

1、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

所谓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制造了足以引起构成要件上法益侵害结果的法律上重要的风险，从规范角度看，就是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定构成要件的要求，违反了禁止或命令规范，换句话说，从刑法法理任务来看，立法者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危险的，需要加以禁止。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知道，未制造风险的行为，以及虽制造了风险，但所制造的风险并非为被法所不容的风险的行为，均不能进行归责。

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在法所重视的范围内提高风险，而只是构成一般社会上认为正常的行为，则可认为并未实现构成要件。这些行为当然不是没有促成风险，但这些风险是一般的生活风险，是法律所不禁止的。例如怂恿他人登高山、潜水、在雷雨交加之际外出等。若不是对法规范、法秩序所保护的法益以相当的方式加以侵害，即使出现了法益损害的结果，也只能视为意外，不能对行为予以归责。

只有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才被认为满足了实现构成要件的条件之一，而和制造风险一致的概念是增加风险、提高风险，而并非降低风险。①故而降低风险的行为，毫无疑问不具有客观归责性。这里经常有两个例子被使用。一是甲看到一块石头砸向乙的头，出手挡石头，以致石头砸到了已的脚。甲的行为造成了乙的脚受伤，但若非甲的行为，乙就有生命危险，故甲的行为被认为是降低风险的行为，不能予以归责。二是甲看到乙欲偷盗1000元，便劝乙少偷点，只偷盗500元。乙听从甲的话，只偷了500元。若非甲的行为，则财产的损害较大，故同样认为甲的行为是降低风险的行为，不能予以归责。笔者认为，纵观上述两个案例，从形式上看均为对构成要件上法益侵害结果的减轻，但对于未然法益侵害状态与已然法益侵害结果的比较，是否仅止于以法益均衡比较为唯一归责标准，是值得商榷的。由此提出更进一步的问题，即如何定义“法所不容的风险的制造与实现”此类型化基准。很大程度上，客观归责论虽谓“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但其内涵仍多为以反面排除不可归责的例外情况。若扣除排除归责的事例不论，客观归责论的实质基础仅止于建立在行为与结果的“相当的”合法则条件之上。若将事件性因果法则从构成要件的概念中剥离，相当性的合法则条件不再是客观归责的实质基础，则可促成客观归责论发展出切合“制造并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此类定义的积极归责基准。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解答客观归责论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客观归责论仍然是建立在一套科学的刑法理论基础上，而所谓的“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均以该刑法理论为其根源。

从形式上看， “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均依刑法规范的构成要件所确定。认定的依据在于，若行为人的行为实现了客观构成要件，则认为是“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因为实现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正是立法者所认为的“制造了足以引法益侵害结果的重要的风险”的行为，因而予以否定评价。

从实质上看，应以不法理论检验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而不法理论以违法性为其实质性违法要素。于此，有着眼与“违法”是对法规范秩序的违反的“行为无价值”论以及着眼于“违法”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的“结果无价值”论。其中，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违法性的实质是违反国家法秩序的精神、目的，违反作为法秩序基础的社会伦理规范。对于违法性的判断，最基本的是重视行为本身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在这里，行为人的主观的样态、行为自身的客观的样态直接关系到行为的违法性问题，行为是否违法取决于行为人内心的恶性与行为本身的反伦理性。所以，行为无价值是对于与结果切断的行为本身的样态所作的否定评价。结果无价值论则认为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在判断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行为是否属于违法阻却事由时，最基本的是考虑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法益。没有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无论行为人的主观的样态、行为自身的客观的样态如何，都应该肯定行为不具有违法性。所以，结果无价值是对于行为现实引起的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所作的否定的评价。②目前，实质的违法性论中，除了上述两个理论外，还存在试图兼容上述两个理论的“二元论”的存在，其基本观点是认为违法性的实质不仅是对法规范的违反，同时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坚持“行为无价值”或“结果无价值”均具有片面性。若仅仅违法了法规范秩序，但没有侵害任何法益，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是“违法”，同样，若仅有法益受侵害或威胁的结果存在，但行为人的行为并没有违反法规范或法秩序，只能认为该结果的出现是“意外事件”，不能认为行为人“违法”。

若本着“二元论”的立场，则能够轻易回答客观归责论的法理依据。所谓“制造法所不容的危险”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规范与法秩序，亦即“行为无价值”，其判断的基点是根据行为的一般情况以及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判断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若能够得出肯定结论，则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容的危险。实现了客观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面。所谓“实现法所不容的危险”是指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的结果，亦即“结果无价值”。此时，行为的危险性由抽象的危险上升为具体的危险并得到实现。若没有实现风险，仅构成对法益的威胁，则成立未遂犯。在此基础上，由构成要件效力范围限制客观归责的适用范围，从而形成完整的客观归责论。

通过以上解析，笔者认为，“违法性二元论”是客观归责论的刑法法理依据。回答是否“制造了法所不容的危险”以及是否“实现了法所不容的危险”均需以其为根据。在看前面的案例，案例一中，之所以认定甲的行为不是“制造法所不容的危险”的行为，是因甲的行为不具有主观违法性要素，根据行为一般情况和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否定其具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性，非“行为无价值”。而案例二中，由于存在犯罪形态的制约因素，减低盗窃数额从客观上看并不能排除主观违法性要素，根据行为一般情况和一般社会生活经验肯定其具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因而应对行为予以否定评价。虽然确实降低了财产的损害，但不应视为降低风险的行为。在这里，肯定行为人的行为非“降低法所不容的危险”的行为，重心在于并非风险没有被降低，而是行为本身不能认定为降低风险的行为。

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客观归责论强调不法的重心在客观构成要件，而风险是否被允许，以风险是否足以导致法益受害为判断依据，风险能否导致法益受害，有一般生活经验上的客观标准可循，与行为人如何认定或有无认识并无关涉。③而若依“行为非价”诠释“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则必然论及主观违法性要素，似改变了客观归责论强调不法的重心在客观构成要件的理论基础，何解？

事实是自客观归责论发展至今，从未否认过除客观归责判断之外，还需要作主观构成要件判断，其判断的准据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对行为客观面的判断若和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对应，则客观构成要件合致。而若行为的主观面和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对应，则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合致。该理论称为“对应理论”。根据对应理论判断构成要件合致性，则客观归责意图将故意的判断决定于客观构成要件的功能无法得到彻底印证，因故意所认识的对象，亦即用作判断标准的客观构成要件有两个：一为判断者从行为外观所认定的，一为行为人自己的认知。在存在错误的情形，根据行为外观解读的客观构成要件，其实仅是依客观面进行判断，并非和行为人的认知相符，导致依据“对应理论”对客观面和主观面分离判断中，客观面判断经主观面判断之后可能被推翻，或无法确定应依据哪一个客观构成要件进行判断，因为着手实施的行为究竟是什么样的行为，必须依行为人的故意所确定。故此，行为人的主观面有不法的定向作用，甚至是决定行为不法色彩的主要因素。④

另外，从刑法哲学的角度出发，客观危害是犯罪人客观上所具有的某种属性，该属性是建立在犯罪人客观行为状态之上的行为事实。其中，刑法中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应当受到刑罚处罚，其特征包括心素和体素。所谓行为的心素是指意思决定与意思活动，只有在一定的意思支配下的举止，才能归属于人的行为，人的意思是行为的必备要素。而体素即指身体的动静，是行为的外部表现。心素和体素同时具备的行为，才是刑法上的行为。⑤据此，依“行为非价”诠释“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是对行为心素的客观价值判断，并非在责任层面对其进行检讨，这与客观归责论倡导的客观目的性是合致的。

2、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

虽然制造了法所不容的风险，但该风险并未实现，则只能构成未遂犯。例如受枪伤的行为人送医救治，在医院被火烧死，虽然开枪的人制造了风险，但并没有进一步实现该风险，这实际上是没有实现构成要件，故不能认为是实现风险。⑥

在传统所认为的因果流程错误的例子中，所谓的不重要因果流程偏离的情形，仍然能够以该原则进行检验。例如“韦伯的概括故意”，行为人将人杀死后埋葬，实际被害人是死于因埋葬引起的窒息，而并非行为人的杀人行为。传统理论以“概括故意”来忽视因果流程的偏差而实现归责。若应用该原则，这并非一般所认为的是故意的问题，而是客观构成要件有无实现的问题。行为人不但制造了风险，而且该风险依然实现了，故应予以归责。

除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外，尚需该风险被实现，如果风险被实现了，并非被法所不容，例如某人超速之后减速并保持了限速，但减速后，却撞了人，虽然其在超速时制造了法所不容的风险，但在减速时，并没有将这个风险实现，因此不可予以归责。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如果结果不在注意规范保护目的的范围之内，则仍然不可归责。例如牙医为某人拔牙并实施麻醉，此人死于心脏衰竭，其在事前确已告知牙医其心脏有问题，但牙医没有依规定找麻醉师而自行实施麻醉，事后确定，即使经麻醉师检查，也无法查出此人的心脏问题，而此人只可能因麻醉程序而延后死亡时间。在该例中，牙医会同麻醉师的义务这一规定，其目的并不在于短期延长被害人的生命，因此该结果并非是规范保护目的所要保护的结果，故不应予以归责。⑦

根据笔者前论的观点，认为客观归责论可视不法二元论为其法理内涵，以“行为非价”诠释“制造法所不容的风险”，以“结果非价”诠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在此基础上，则导致一个重要疑问的产生。客观归责论者通常认为，对于“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这个要件，若虽然制造了法所不容的风险，但该风险并未实现，则只能构成未遂犯，不能认为是实现风险。但若以“结果非价”诠释“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因未遂犯的实质是对法益所产生的威胁，就此而言，应该纳入“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的范畴。但“实现法所不容的风险”却排斥对未遂犯的论理，原因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