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发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中具体操作规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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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发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中具体操作规程的通知
关于下发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中具体操作规程的通知
1997年2月22日，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汕头、珠海、成都、重庆、西安分局：
根据（1996）外经贸资发第773号文《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联合年检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现将国家外汇管理局在联合年检中的操作规程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在联合年检中，应与其他部门积极配合；有条件的分局，应组织合署办公，以方便企业。
二、外汇局应按《通知》要求，经与当地其他部门协调，自行安排年检时间表，但不得与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规定的最后年检时间相冲突。
三、外汇局在审核企业年检报告时，应要求企业提供如下材料：
1．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财务审计报告，包括年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复印件），以及企业财务外汇审计报告。
2．企业验资报告。
如果外汇局对企业年检报告的真实性有疑异，可要求企业提供办理外汇业务的有效凭证和有效商业单据，如外汇局核发的开户通知书、结售汇凭证、投资款划拨凭证、外债登记证、外汇（转）贷款登记证等。
四、外汇局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有关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对企业外汇业务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验，并对企业违反外汇管理的行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有关处罚规定进行处理。
对没有出资或出资比例严重不足的企业，外汇局应及时通知联合年检其他有关部门，按协商结果对其作相应处理。
五、对不参检企业，外汇局应按《通知》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通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
六、外汇局不再在企业《外汇登记证》上加盖年检合格与否戳记，但应对企业违规行为在《外汇登记证》上加以记录。
七、外汇指定银行为企业办理有关外汇业务时，除相关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有效凭证和有效商业单据外，还须要求企业提供加贴年检标识的营业执照副本；外汇局应负责将这一要求通知各外汇指定银行。
八、1997年度联合年检外汇部分的汇总工作仍由外汇局负责。
九、外汇局应在年检收尾工作中，对企业填报的年检报告真实性进行抽查，对填报不实或有意隐瞒等行为，要依法给予处罚；对中介机构弄虚作假、提供不实验证材料的，应及时报告财政等有关管理部门。
十、外汇局可根据773号及本通知要求，经与当地有关部门协商，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办法；但在实施前，应报我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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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行政诉讼的十大缺陷
（关于解释三第一条修改意见之二）
王礼仁
目前的婚姻法解释三第一条虽然删除了婚姻登记效力纠纷 “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解决”的规定。但在最初的条文中却由此规定，而且目前在理论上，仍然有不少人主张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应当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解决”。这种观点，可能会影响司法解释的正确选择。因而，有必要对该问题加以阐述和说明。
适用行政诉讼程序处理婚姻登记效力纠纷的缺陷，我归纳了十个方面，并分别结合实证写了一组（十篇）文章，约10余万字。为了便于立法者和法学理论工作者阅读省时，现将十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压缩归纳在一起，尽管内容比较粗糙，但仍能说明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对婚姻法解释三有所裨益。
一、婚姻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一——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缺乏正当性基础
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必然以婚姻登记机关为被告，而以婚姻登记机关为被告，缺乏正当性基础。因为民政部门无权处理、也难以处理此类婚姻纠纷。第一，在过去没有无效婚姻制度时，民政部门可以撤销婚姻登记，事实上起到了补充无效婚姻制度的作用。但现行婚姻法设立了无效婚姻制度，为了防止扩大无效婚姻的范围，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均取消了民政部门任意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目前，民政部门只能受理和撤销法定胁迫结婚一种。第二，民政部门难以处理此类纠纷。民政机构无论是维持还是撤销婚姻登记，都必须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否则，就可能再次出现错误。而民政部门没有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的职能。也就是说，民政机关无权处理；你硬要它处理，它也无力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要民政机关当被告？
二、婚姻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二 ——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容易造成当事人诉讼无门或诉讼困难
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婚姻也是因登记引起的纠纷，却都由法院按民事程序处理，而将其他婚姻登记瑕疵纠纷按行政诉讼处理，这种主管上和审判上的双轨制，容易使当事人要么找不到主管机关，要么走错了法庭，往往在两个主管机关和两个业务庭之间来回“推磨”， 四处奔波，诉讼无门，有的甚至无法摆脱婚姻。 如《结婚证上老公是别人 女子不知如何摆脱荒唐婚姻》、 《一男子被陌生女子假结婚骗财 想离婚还离不成》、 当阳市一女子身份证被人冒领结婚证，奔波4年不能结婚， 等等。有的甚至在无赖之下，通过新闻媒体呼吁，寻找办法。如温岭箬横的金某与一位贵州籍女子登记结婚并生子。后来女方出走8年，因女方的身份有问题无法离婚，便通过《台州日报》发布信息，希望看到报道的好心人能帮他出出主意，让他早日离婚。 有些当事人虽然最终找到诉讼渠道，则要经过“九道十八弯”的曲折诉讼。又如1989年朱建平（女）与江海泉结婚时，江海泉因未达到婚龄使用其哥江明刚的身份证办理了结婚证。2005年底，江海泉离家与他人同居。因此朱建平向北山法庭提起离婚诉讼。但法庭人员说：“因登记身份有问题，必须首先提起行政诉讼，撤销结婚证后才能提起民事诉讼解除事实婚姻。而行政诉讼必须到长沙县法院才能受理。”那么，到县法院怎么诉讼呢？县法院副院长表示，朱建平可到立案庭咨询，而按规定朱建平应先“向民政部门申请撤销该婚姻登记，如果民政部门不撤销该婚姻登记，则其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这样，朱建平则又必须回到原点，再找民政部门，民政部门拒绝撤销或对其处理不服时，再提起行政诉讼。象这样的婚姻纠纷处理机制，不仅当事人诉讼颇费周折，即使最后走上行政诉讼的道路，也难以解决。因为这个婚姻涉及到三个登记婚姻的效力（即朱建平与江海泉的婚姻效力；朱建平与江明刚的婚姻效力；江明刚与自己真正妻子的婚姻效力）、两个事实婚姻认定（即朱建平与江海泉的婚姻登记被撤销或确认无效后，其事实婚姻的认定；江海泉与另外一个女人同居是否属于事实婚姻的认定）。如此复杂的问题，行政诉讼难以解决，在行政诉讼后，当事人必须再打官司。仅就朱建平与江海泉的婚姻关系来讲，即使撤销了婚姻登记，双方仍然存在事实婚姻，还必须解决事实婚姻以及子女财产问题，当事人必须再次走上民事诉讼之路。
三、婚姻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三——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浪费司法资源
行政诉讼需要以行政处理决定或拒绝处理作为诉讼的前提条件，并以行政机关为被告。因而，每一个婚姻行政诉讼案件，都必须牵涉到法院、婚姻登记机关和婚姻双方当事人共四方参与诉讼。而对于不服行政处理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认为处理错误，则又只能撤销或指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处理。这样，一个婚姻行政诉讼案件，往往要经过由行政到法院，再由法院回到行政的循环往复过程。而不同的行政决定或判决，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不同的利益效果，当事人可以分别针对不同的行政决定，反复起诉。可谓是“诉讼风水轮流转”，“你方诉罢我上台”，“我方息诉你起诉”。如黄朗源等诉万宁市人民政府婚姻登记案，历时七个年度，行政机关作出七次处理决定，法院判决六次。 其中省人民政府作出两次处理决定，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两次判决。其社会成本之大，与案件之小，形成巨大反差。
四、婚姻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四——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在法律体系上不协调
目前对于因重婚、近亲结婚、患疾病者结婚、未达到婚龄者结婚等无效婚姻，以及因胁迫结婚引起的可撤销婚姻等，都由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程序作为民事案件处理。而因婚姻登记引起的其他婚姻纠纷，诸如使用虚假身份、他人代理、登记手续不规范或证件不齐全等引起的婚姻登记纠纷，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相比，除其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即争议的标的相同，都是婚姻关系；登记机关相同，都由婚姻机关登记；案件性质相同，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对于完全相同的婚姻纠纷，为什么对前者由法院按民事纠纷直接处理，后者则要按行政案件处理呢？这种划分显然缺乏正当性法理基础。比如当事人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构成了重婚，则是民事案件；而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没有构成重婚，则属于行政案件。这种划分案件性质的标准是什么？有其科学性吗？
对于相同性质的婚姻纠纷案件，一部分作为民事案件处理，另一部分作为行政案件处理，导致婚姻案件出现主管上与审判上的双轨制等混乱无序状态，在法制体系上极不协调，破坏了审判权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五、婚姻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五——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适用婚姻效力纠纷
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适用婚姻效力纠纷。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行政诉讼判决存在功能性障碍。有关这个问题，笔者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有详细论述， 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强调，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婚姻登记行为，而此类案件的真正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婚姻关系合法与有效问题。许多婚姻登记行为虽然不合法，但并不一定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与有效。行政判决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成立有效，其判决功能难以实现。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往往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判决：一是“纯正”的行政判决，即单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凡是违法的婚姻登记一律撤销，从而导致许多有效的婚姻被撤销。二是“变调”的行政判决，即对一些婚姻虽然存在违法，但不影响婚姻效力，行政诉讼判决遭遇尴尬时，则干脆由审查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转向审查婚姻关系的合法性或有效性，并用民法上的理由作为行政判决的根据，使行政判决变成了“穿行政判决外衣的民事判决”。
如上犹县53岁的男子刘某，于2006年11月28日起诉与55岁的杨女士离婚。而杨某则认为，“我们根本没有结婚，何来离婚呢？” 经杨某诉请，为刘某办理二人《结婚证》的水岩乡人民政府于2007年3月6日作出了注销该结婚证的决定书。刘某则以结婚证上盖的是民政部的印章而不是水岩乡的印章，水岩乡无权注销为由，于2007年3月23日向法院起诉。水岩乡政府又于2007年8月22日作出决定，撤销了3月6日的决定书。杨某随后向上犹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上犹县人民政府2007年11月2日撤销了水岩乡8月22日作出的决定。刘某于2008年3月6日向上犹县人民法院起诉。县法院认为双方婚姻有效，遂判决撤销上犹县人民政府2007年11月2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杨某不服，上诉至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作出了维持一审的判决。
在上述二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婚姻有效的理由是这样写的：双方“领取结婚证后从2002年初起即长期公开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表明结婚登记是出自双方真实意愿，而且原告刘某与杨某之间的‘婚姻关系’不属于婚姻法规定的可撤销婚姻”。 这显然是一个民事判决理由。
这样的判决并非个别现象。如大家熟知的“张明娣与胡加招婚姻效力案”， 也是如此。该案从民事继承案件到行政诉讼案件，转了一圈，结果温州二审法院的行政判决，还是以“婚姻登记系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样一个民事上的判决理由，驳回了当事人要求撤销婚姻登记的行政诉讼请求。像这种用与行政法无关的民法理由作为行政判决根据的案件，比比皆是，既“山回路转”，耗费资源，又判得“牛头不对马嘴”，真不知为何苦？
六、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六——行政诉讼时效难以满足婚姻效力纠纷的需要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9条第1款规定，婚姻效力纠纷一般都会因超过60日行政复议期限难以进入行政复议程序。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2条规定，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起诉；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除不动产外，最长的诉讼时效是5年，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规定显然不能满足婚姻纠纷行政诉讼的需要。因而，行政审判在诉讼时效上往往面临“二难”选择，一是严格执行行政诉讼时效规定，则会因超过诉讼时效而驳回起诉。如果这样，那些婚姻登记存在重大瑕疵而本不成立或无效的婚姻，将无法得到否认，而有效的婚姻也无法得到法律确认，使大量婚姻处于法律不能调控的真空状态。二是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婚姻纠纷，如果硬要适用行政诉讼解决，则又必然违法。
如李永梅和杨华伟2000年6月2日登记结婚，2007年11月29日，杨华伟以双方当事人均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为由，要求撤销婚姻。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则以杨华伟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杨华伟的起诉。 而宁波市鄞州区法院，2009年2月5日判决撤销了民政机关1996年颁发的结婚登记。 2009年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一起 1993年4月17日办理的婚姻登记案件。
由此可见，许多婚姻登记案件，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解决。
七、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七——行政诉讼难以适用身份关系特殊规则和法理
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适用身份法的特殊规则和法理处理婚姻关系。婚姻关系主要由身份法调整，身份法的有些特殊规则和法理，只能在民事诉讼中才有斟酌和适用的余地。比如，婚姻缔结或解除行为是否适用民法总则以及如何适用民法总则问题。“此问题，大大苦恼了民法学者，尤其对研究亲属、继承者，堪可称为迎面就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学问上重大压力”。 且不说如此复杂的问题，没有从事民事（婚姻）审判专知识的行政审判人员难以承担，仅就诉讼程序来讲，行政诉讼是根本无法承载的。
比如，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婚姻关系纠纷，可以适用类推民法总则或类推婚姻法，认定婚姻有效或无效。这些规则和原理，难以在行政诉讼中进行。因而，婚姻纠纷在行政诉讼中，难以作出全面正确的评判。又如在民法上，身份行为，只存在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分，没有限制行为能力之说。而在行政诉讼中，经常出现限制行为能力离婚被撤销的情况。
在民法里，还有一个信赖保护原则，即对重婚的善意保护问题，台湾亲属法即有此规定。而在行政诉讼中，这一原则则难以贯彻。如对于违法离婚，有时一方再婚，行政判决在什么情况下应当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信赖保护原则，难以贯彻。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对于是否撤销离婚往往处理错误。如有的对于违法离婚后凡是再婚者，均不撤销离婚。这既没有正确贯彻信赖保护原则，也使其认定事实与判决结果之间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如2004年患精神病的某女与丈夫协议离婚，数年后该女母亲以女儿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婚姻登记机关不能为其办理离婚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离婚登记。但男方离婚后又再婚了，法院认定此案离婚违法，但又以“有不可撤销的因素”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此案中的后婚是否属于善意，是否保护善意重婚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民法理论问题，在此不加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案的判决与行政诉讼的性质，实际上是矛盾的。因为行政诉讼只能就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不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按行政诉讼，本案只能撤销离婚，无法考虑保护善意后婚问题。本案用了一个“有不可撤销的因素”这样一个含糊不清的非行政判决理由驳回了原告起诉，充分暴露了行政诉讼无法应对此类婚姻的尴尬与无赖。
又如，张二龙与张先梅的离婚行政诉讼案件。张二龙起诉认为自己没有办理离婚登记，其离婚无效，要求撤销离婚登记。而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均认为婚姻登记机关作出离婚的根据不足，但考虑到张先梅在领取离婚证后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最后作出这样的判决：“确认庐江县民政局为张二龙与张先梅办法的离婚证的行为违法”。 这种判决，不仅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而且含糊不清，使当事人不知所云。因为离婚登记行为违法并不等于离婚无效，张二龙与张先梅的离婚是否有效？判决并没解决。这是行政诉讼的无能与无赖，而作出的无用判决。
此外，身份关系的职权审理原则，难以适用行政诉讼。如行政诉讼举证规则、撤诉规则等难以适用身份关系诉讼。 如许多婚姻登记机关不出庭或不举证的案件，都按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判决婚姻登记机关败诉，使有效的婚姻被否定或无效的婚姻不能否认。
八、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八——行政诉讼容易扩大无效婚姻的范围
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婚姻是法定的，不能任意扩大。但按照行政诉讼处理婚姻登记纠纷，往往将一些违反婚姻登记程序，不属于无效和可撤销的瑕疵婚姻也予以撤销，变相扩大了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婚姻的法定范围，使无效婚姻的法定理由形同虚设。
因而，应当把婚姻行政诉讼的范围限制在婚姻登记机关的侵权案件内，如婚姻登记机关拒不的登记、随意撤销婚姻登记，或者乱收费等婚姻侵权行为案件。凡是涉及婚姻关系效力纠纷案件，统一按民事诉讼处理。
九、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九——有些婚姻纠纷根本不涉及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难以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
有些婚姻纠纷根本不涉及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难以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和内容主要是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与否，而在实践中，有些婚姻纠纷根本不涉及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行政诉讼难以解决。这主要有：（1）涉及婚姻是否完成的纠纷；（2）涉及结婚证真假的纠纷；（3）涉及婚姻关系有无的纠纷；（4）涉及事实婚姻是否成立或从何时成立的纠纷；(5)完全因户口登记错误引起的婚姻登记错误纠纷；等等 。
这里仅举一个例证说明：2004年10月1日，张女士与退休干部李某申请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经过审查，认为双方符合结婚条件，即予以登记，但因故当时没有发放结婚证。10月9日婚礼如期举行，当晚李某突发心肌梗塞死亡。李某所在单位以张女士与李某婚姻不成立为由要收回分给李某的房屋。张女士认为婚姻已经登记即成立。
像这样的案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张女士与李某的婚姻是否成立，而不是民政机关是否违法问题。将民政机关作为被告，没有任何根据和意义。
10、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十——容易混淆姓名权纠纷与婚姻纠纷的界限
在行政诉讼中的普遍做法是，自己的身份被他人冒用结婚，身份被冒用者直接主张撤销婚姻或宣告婚姻无效。这里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身份被他人冒用结婚后，被冒用者到底是解决本人姓名被冒用问题，还是解决他人婚姻问题。用他人的姓名或身份登记结婚，被用者不是要求解决自己的姓名或身份被冒用问题，而是主张撤销他人婚姻或宣告婚姻无效。这就等于是别人偷你的钱做了房子，你不是要求别人还钱，而是要求拆别人房子。别人用你的身份登记结婚，你不是要求解决自己的姓名被冒用问题，而是要撤销别人的婚姻，这种诉讼合理吗？
但在司法实践，身份证被冒用者主张撤销他人婚姻或宣告婚姻无效，却都得到了法院支持。如原告黄俊丽诉被告西平县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纠纷一案，2006年1月15日妹妹黄杰未到结婚年龄，就用姐黄俊丽的身份证，换上本人照片与李新伟登记结婚。2009年7月9日黄俊丽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于2006年1月15日为“黄俊丽”、李新伟办理的结婚登记。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遂判决撤销西平县民政局于2006年1月15日为黄俊丽、李新伟办理的结婚登记。 这实际上是把姓名权纠纷等同于婚姻纠纷，混淆了姓名权纠纷与婚姻纠纷的界限。妹妹用姐姐的身份证登记结婚，如果姐姐要求撤销该婚姻登记，那到底是撤销妹妹与妹夫的婚姻？还是撤销姐姐与妹夫的婚姻？如果是撤销妹妹与妹夫的婚姻，那就有侵犯他人婚姻之嫌。你姐姐凭什么撤销妹妹的婚姻？你只能确认你与妹夫的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至于妹妹与妹夫的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你姐姐没有权利主张。如果妹妹用姐姐的身份证登记结婚侵害了姐姐的姓名权或造成了其他损失，可以请求赔偿，也不能撤销妹妹的婚姻。
因而，姐姐身份被妹妹冒用登记结婚，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应当是：姐姐黄俊丽通过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与李新伟的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婚姻登记机关据此认定黄俊丽没有结婚，并据此补正婚姻登记。
这里只是归纳十个方面的主要缺陷。事实上，行政诉讼远远不止十个方面缺陷。如当事人自己伪造身份证或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结婚或离婚，然后再去告民政机关，这岂不是自己违法，要别人承担责任吗？如果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将民政机关推上被告席，任何人都可以拉民政机关垫背。这种诉讼规则显然不合理。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
（2012年3月29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结合本省实际，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对《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条修改为：“代表应当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和闭会期间的履职活动，依法行使代表职权，履行代表义务，密切同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联系，接受其监督。”
二、将第五条修改为：“代表接到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通知后，应当按时报到，出席会议。
“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应当在大会举行之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书面请假。代表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其代表资格终止。
“代表在会议期间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当向本代表团团长请假，并由代表团向大会秘书处报告。”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联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议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议案的范围主要包括：
“(一)制定、修改、废止或者解释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二)需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的有关法律、法规贯彻实施中的重要事项；
“(三)贯彻实施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中的重要事项；
“（四）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代表依法提出的议案，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主席团决定不作为议案处理的，可以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专门委员会审议代表提出的议案时，可以邀请提出议案的代表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列入大会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出议案的代表要求撤回的，经大会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如果提出议案的部分代表要求撤回，而另一部分代表坚持提出，且符合法定人数，该项议案仍然有效。”
五、将第七条改为第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由代表单独提出，也可以由代表联合提出。”
将第八条修改为第九条第三款、第四款：“各承办单位应当认真研究、及时办理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过程中应当与代表沟通，充分听取意见，并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代表。涉及面广、办理难度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交办之日起六个月内答复代表。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承办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办理，并在三个月内再次答复代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应当组织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增加一款，作为第九条第五款：“承办单位有关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并印发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也可以受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负责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一条：“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代表应当通过多种方式听取、反映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意见和要求。
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代表应当积极参加闭会期间统一组织的代表活动。其中，每年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十二日；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十日；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八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五日。”
八、将第九条改第十二条，并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代表小组应当建立活动制度，制定年度活动计划。”
九、将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中的“主席团”修改为“主席、副主席”。
十、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四条，将该条第三款修改为：“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也可以以代表小组为单位组织视察。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要求，联系安排本级或者上级的代表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
增加一款，作为第十四条第四款：“代表视察应当深入基层，采取座谈、走访、现场察看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十一、删去第十三条中的“及其派出机构”。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安排，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
代表参加专题调研活动形成的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转交有关机关、组织。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按本办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办理。
十三、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
“省、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决定，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
十四、将第二十条修改为：“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在闭会期间参加视察、专题调研、专项工作评议、执法检查、学习培训、代表小组活动、列席会议等执行代表职务的活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告知代表所在单位；代表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时间保障，提供便利条件，代表工资、津贴、奖金、福利等待遇均应当按其在本单位正常出勤对待。
“无固定工资收入、生活困难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由本级财政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标准，给予补贴，并逐步提高补贴标准。
“代表在执行代表职务时，可以凭代表证或者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的证明，优先购买车、船、机票等，交通部门应当提供便利。”
十五、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开展代表工作、组织代表活动和代表培训的经费，以及无固定工资收入、生活困难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补贴经费等，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代表活动的实际需要。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活动的需要，提出各级代表活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建立完善本级代表活动经费管理、使用制度，保证代表活动经费专款专用。”
十六、将第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服务机构，应当通过收集代表信息、编发代表履职资料、接待代表来信来访、建立代表履职档案、联系协调有关机关、组织代表参加活动等多种方式，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服务和保障。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设立代表工作机构。乡、民族乡、镇配备人大工作人员，协助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开展代表工作。探索开发区、街道（社区）代表服务工作机制建设。”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工作情况，提供公报及相关资料，保障代表的知情权。”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参加初任培训、履职培训和专题培训等履职学习，协助代表全面熟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掌握执行代表职务所需的法律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提高代表素质和履职能力。初任培训原则上应当在代表选举产生后一年内完成，履职培训和专题培训可以根据代表履职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代表履职学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应当组织开展代表履职经验交流；对积极执行代表职务的代表，应当加强代表履职宣传。”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六条：“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听取他们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询问，接受监督。
“代表不在原选区居住的或者不在原选举单位所在地工作的，每年至少应当向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报告一次履职情况。”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情况进行登记存档，并以适当方式予以通报。
“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情况作为推荐下一届连任代表候选人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十一、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三十条，将该条第三款修改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书面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二十二、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予以公告。”
二十三、将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三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积极支持代表执行代表职务、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服务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后，重新公布。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
（1994年3月5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2年3月29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代表法》），保障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履行职务，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本选区选民和选举单位的委托，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第三条 代表应当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和闭会期间的履职活动，依法行使代表职权，履行代表义务，密切同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联系，接受其监督。
第四条 全省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
全省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密切联系代表，倾听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
第五条 代表接到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通知后，应当按时报到，出席会议。
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应当在大会举行之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书面请假。代表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其代表资格终止。
代表在会议期间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当向本代表团团长请假，并由代表团向大会秘书处报告。
第六条 代表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或者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应当遵守大会议事规则和大会纪律，保守国家秘密。
第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联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议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议案的范围主要包括：
(一)制定、修改、废止或者解释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二)需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的有关法律、法规贯彻实施中的重要事项；
(三)贯彻实施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中的重要事项；
（四）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代表依法提出的议案，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主席团决定不作为议案处理的，可以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专门委员会审议代表提出的议案时，可以邀请提出议案的代表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列入大会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出议案的代表要求撤回的，经大会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如果提出议案的部分代表要求撤回，而另一部分代表坚持提出，且符合法定人数，该项议案仍然有效。
第九条 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由代表单独提出，也可以由代表联合提出。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或大会闭会期间提出的各种建议、批评和意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除直接办理的以外，交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处理。
各承办单位应当认真研究、及时办理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过程中应当与代表沟通，充分听取意见，并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代表。涉及面广、办理难度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交办之日起六个月内答复代表。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承办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办理，并在三个月内再次答复代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应当组织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承办单位有关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并印发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也可以受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负责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十一条 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代表应当通过多种方式听取、反映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意见和要求。
代表应当积极参加闭会期间统一组织的代表活动。其中，每年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十二日；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十日；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八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五日。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协助本级或者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行业、工作单位，居住状况或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小组。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单位或居住地集中的，可以专门编组；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当地代表小组的活动。
代表小组组长由代表推选，代表小组活动由组长组织。
代表小组应当建立活动制度，制定年度活动计划。
第十三条 代表小组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学习宣传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政策，宣传贯彻本级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
（二）就地开展调查和视察，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
（三）采取多种形式联系人民群众，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四）交流代表工作经验；
（五）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安排的其他活动。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
代表按前款规定进行视察，必要时可以提出约见本级或者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办事机构负责联系。被约见的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或者由他委托的负责人员应当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认真研究处理。
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也可以以代表小组为单位组织视察。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要求，联系安排本级或者上级的代表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
代表视察应当深入基层，采取座谈、走访、现场察看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第十五条 代表视察的主要内容包括：本行政区域执行宪法、法律、法规的情况；本级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实施情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和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民族等各方面的工作；本地区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第十六条 代表视察时，可以向被视察单位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被视察单位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必须及时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代表在视察中所提建议、批评和意见，凡属当地处理的，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负责转当地有关国家机关、组织研究处理，并按本办法第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负责答复；属于上一级国家机关及其部门处理的，由代表所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负责转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有关组织或部门处理。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安排，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
代表参加专题调研活动形成的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转交有关机关、组织。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按本办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在大会闭会期间，可组织代表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进行评议。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
省、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决定，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
第二十条 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在闭会期间参加视察、专题调研、专项工作评议、执法检查、学习培训、代表小组活动、列席会议等执行代表职务的活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告知代表所在单位；代表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时间保障，提供便利条件，代表工资、津贴、奖金、福利等待遇均应当按其在本单位正常出勤对待。
无固定工资收入、生活困难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由本级财政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标准，给予补贴，并逐步提高补贴标准。
代表在执行代表职务时，可以凭代表证或者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的证明，优先购买车、船、机票等，交通部门应当提供便利。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开展代表工作、组织代表活动和代表培训的经费，以及无固定工资收入、生活困难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补贴经费等，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代表活动的实际需要。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活动的需要，提出各级代表活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建立完善本级代表活动经费管理、使用制度，保证代表活动经费专款专用。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可以采取设立接待代表室、接待代表日以及走访、通信等多种方式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保持联系，并为本行政区域内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服务机构，应当通过收集代表信息、编发代表履职资料、接待代表来信来访、建立代表履职档案、联系协调有关机关、组织代表参加活动等多种方式，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服务和保障。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设立代表工作机构。乡、民族乡、镇配备人大工作人员，协助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开展代表工作。探索开发区、街道（社区）代表服务工作机制建设。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工作情况，提供公报及相关资料，保障代表的知情权。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参加初任培训、履职培训和专题培训等履职学习，协助代表全面熟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掌握执行代表职务所需的法律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提高代表素质和履职能力。初任培训原则上应当在代表选举产生后一年内完成，履职培训和专题培训可以根据代表履职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代表履职学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应当组织开展代表履职经验交流；对积极执行代表职务的代表，应当加强代表履职宣传。
第二十六条 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听取他们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询问，接受监督。
代表不在原选区居住的或者不在原选举单位所在地工作的，每年至少应当向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报告一次履职情况。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情况进行登记存档，并以适当方式予以通报。
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情况作为推荐下一届连任代表候选人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二十八条 代表执行代表职务，受法律保护。凡有义务协助代表执行代表职务而拒绝履行义务的或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对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根据《代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责成有关部门查明情况，严肃处理。有关部门应当将处理结果报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第二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的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不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书面报告。如果在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可以由常务委员会授权主任会议处理，并向下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及其主任会议应当在接到执行机关的报告之日起三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书面答复。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书面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十一条 本省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提出辞职的，应当向选举他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始得批准。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予以公告。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积极支持代表执行代表职务、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服务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７日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条例》同时废止。
（关于解释三第一条修改意见之二）
王礼仁
目前的婚姻法解释三第一条虽然删除了婚姻登记效力纠纷 “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解决”的规定。但在最初的条文中却由此规定，而且目前在理论上，仍然有不少人主张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应当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解决”。这种观点，可能会影响司法解释的正确选择。因而，有必要对该问题加以阐述和说明。
适用行政诉讼程序处理婚姻登记效力纠纷的缺陷，我归纳了十个方面，并分别结合实证写了一组（十篇）文章，约10余万字。为了便于立法者和法学理论工作者阅读省时，现将十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压缩归纳在一起，尽管内容比较粗糙，但仍能说明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对婚姻法解释三有所裨益。
一、婚姻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一——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缺乏正当性基础
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必然以婚姻登记机关为被告，而以婚姻登记机关为被告，缺乏正当性基础。因为民政部门无权处理、也难以处理此类婚姻纠纷。第一，在过去没有无效婚姻制度时，民政部门可以撤销婚姻登记，事实上起到了补充无效婚姻制度的作用。但现行婚姻法设立了无效婚姻制度，为了防止扩大无效婚姻的范围，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均取消了民政部门任意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目前，民政部门只能受理和撤销法定胁迫结婚一种。第二，民政部门难以处理此类纠纷。民政机构无论是维持还是撤销婚姻登记，都必须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否则，就可能再次出现错误。而民政部门没有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的职能。也就是说，民政机关无权处理；你硬要它处理，它也无力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要民政机关当被告？
二、婚姻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二 ——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容易造成当事人诉讼无门或诉讼困难
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婚姻也是因登记引起的纠纷，却都由法院按民事程序处理，而将其他婚姻登记瑕疵纠纷按行政诉讼处理，这种主管上和审判上的双轨制，容易使当事人要么找不到主管机关，要么走错了法庭，往往在两个主管机关和两个业务庭之间来回“推磨”， 四处奔波，诉讼无门，有的甚至无法摆脱婚姻。 如《结婚证上老公是别人 女子不知如何摆脱荒唐婚姻》、 《一男子被陌生女子假结婚骗财 想离婚还离不成》、 当阳市一女子身份证被人冒领结婚证，奔波4年不能结婚， 等等。有的甚至在无赖之下，通过新闻媒体呼吁，寻找办法。如温岭箬横的金某与一位贵州籍女子登记结婚并生子。后来女方出走8年，因女方的身份有问题无法离婚，便通过《台州日报》发布信息，希望看到报道的好心人能帮他出出主意，让他早日离婚。 有些当事人虽然最终找到诉讼渠道，则要经过“九道十八弯”的曲折诉讼。又如1989年朱建平（女）与江海泉结婚时，江海泉因未达到婚龄使用其哥江明刚的身份证办理了结婚证。2005年底，江海泉离家与他人同居。因此朱建平向北山法庭提起离婚诉讼。但法庭人员说：“因登记身份有问题，必须首先提起行政诉讼，撤销结婚证后才能提起民事诉讼解除事实婚姻。而行政诉讼必须到长沙县法院才能受理。”那么，到县法院怎么诉讼呢？县法院副院长表示，朱建平可到立案庭咨询，而按规定朱建平应先“向民政部门申请撤销该婚姻登记，如果民政部门不撤销该婚姻登记，则其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这样，朱建平则又必须回到原点，再找民政部门，民政部门拒绝撤销或对其处理不服时，再提起行政诉讼。象这样的婚姻纠纷处理机制，不仅当事人诉讼颇费周折，即使最后走上行政诉讼的道路，也难以解决。因为这个婚姻涉及到三个登记婚姻的效力（即朱建平与江海泉的婚姻效力；朱建平与江明刚的婚姻效力；江明刚与自己真正妻子的婚姻效力）、两个事实婚姻认定（即朱建平与江海泉的婚姻登记被撤销或确认无效后，其事实婚姻的认定；江海泉与另外一个女人同居是否属于事实婚姻的认定）。如此复杂的问题，行政诉讼难以解决，在行政诉讼后，当事人必须再打官司。仅就朱建平与江海泉的婚姻关系来讲，即使撤销了婚姻登记，双方仍然存在事实婚姻，还必须解决事实婚姻以及子女财产问题，当事人必须再次走上民事诉讼之路。
三、婚姻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三——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浪费司法资源
行政诉讼需要以行政处理决定或拒绝处理作为诉讼的前提条件，并以行政机关为被告。因而，每一个婚姻行政诉讼案件，都必须牵涉到法院、婚姻登记机关和婚姻双方当事人共四方参与诉讼。而对于不服行政处理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认为处理错误，则又只能撤销或指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处理。这样，一个婚姻行政诉讼案件，往往要经过由行政到法院，再由法院回到行政的循环往复过程。而不同的行政决定或判决，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不同的利益效果，当事人可以分别针对不同的行政决定，反复起诉。可谓是“诉讼风水轮流转”，“你方诉罢我上台”，“我方息诉你起诉”。如黄朗源等诉万宁市人民政府婚姻登记案，历时七个年度，行政机关作出七次处理决定，法院判决六次。 其中省人民政府作出两次处理决定，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两次判决。其社会成本之大，与案件之小，形成巨大反差。
四、婚姻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四——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在法律体系上不协调
目前对于因重婚、近亲结婚、患疾病者结婚、未达到婚龄者结婚等无效婚姻，以及因胁迫结婚引起的可撤销婚姻等，都由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程序作为民事案件处理。而因婚姻登记引起的其他婚姻纠纷，诸如使用虚假身份、他人代理、登记手续不规范或证件不齐全等引起的婚姻登记纠纷，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相比，除其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即争议的标的相同，都是婚姻关系；登记机关相同，都由婚姻机关登记；案件性质相同，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对于完全相同的婚姻纠纷，为什么对前者由法院按民事纠纷直接处理，后者则要按行政案件处理呢？这种划分显然缺乏正当性法理基础。比如当事人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构成了重婚，则是民事案件；而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没有构成重婚，则属于行政案件。这种划分案件性质的标准是什么？有其科学性吗？
对于相同性质的婚姻纠纷案件，一部分作为民事案件处理，另一部分作为行政案件处理，导致婚姻案件出现主管上与审判上的双轨制等混乱无序状态，在法制体系上极不协调，破坏了审判权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五、婚姻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五——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适用婚姻效力纠纷
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适用婚姻效力纠纷。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行政诉讼判决存在功能性障碍。有关这个问题，笔者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有详细论述， 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强调，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婚姻登记行为，而此类案件的真正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婚姻关系合法与有效问题。许多婚姻登记行为虽然不合法，但并不一定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与有效。行政判决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成立有效，其判决功能难以实现。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往往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判决：一是“纯正”的行政判决，即单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凡是违法的婚姻登记一律撤销，从而导致许多有效的婚姻被撤销。二是“变调”的行政判决，即对一些婚姻虽然存在违法，但不影响婚姻效力，行政诉讼判决遭遇尴尬时，则干脆由审查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转向审查婚姻关系的合法性或有效性，并用民法上的理由作为行政判决的根据，使行政判决变成了“穿行政判决外衣的民事判决”。
如上犹县53岁的男子刘某，于2006年11月28日起诉与55岁的杨女士离婚。而杨某则认为，“我们根本没有结婚，何来离婚呢？” 经杨某诉请，为刘某办理二人《结婚证》的水岩乡人民政府于2007年3月6日作出了注销该结婚证的决定书。刘某则以结婚证上盖的是民政部的印章而不是水岩乡的印章，水岩乡无权注销为由，于2007年3月23日向法院起诉。水岩乡政府又于2007年8月22日作出决定，撤销了3月6日的决定书。杨某随后向上犹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上犹县人民政府2007年11月2日撤销了水岩乡8月22日作出的决定。刘某于2008年3月6日向上犹县人民法院起诉。县法院认为双方婚姻有效，遂判决撤销上犹县人民政府2007年11月2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杨某不服，上诉至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作出了维持一审的判决。
在上述二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婚姻有效的理由是这样写的：双方“领取结婚证后从2002年初起即长期公开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表明结婚登记是出自双方真实意愿，而且原告刘某与杨某之间的‘婚姻关系’不属于婚姻法规定的可撤销婚姻”。 这显然是一个民事判决理由。
这样的判决并非个别现象。如大家熟知的“张明娣与胡加招婚姻效力案”， 也是如此。该案从民事继承案件到行政诉讼案件，转了一圈，结果温州二审法院的行政判决，还是以“婚姻登记系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样一个民事上的判决理由，驳回了当事人要求撤销婚姻登记的行政诉讼请求。像这种用与行政法无关的民法理由作为行政判决根据的案件，比比皆是，既“山回路转”，耗费资源，又判得“牛头不对马嘴”，真不知为何苦？
六、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六——行政诉讼时效难以满足婚姻效力纠纷的需要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9条第1款规定，婚姻效力纠纷一般都会因超过60日行政复议期限难以进入行政复议程序。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2条规定，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起诉；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除不动产外，最长的诉讼时效是5年，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规定显然不能满足婚姻纠纷行政诉讼的需要。因而，行政审判在诉讼时效上往往面临“二难”选择，一是严格执行行政诉讼时效规定，则会因超过诉讼时效而驳回起诉。如果这样，那些婚姻登记存在重大瑕疵而本不成立或无效的婚姻，将无法得到否认，而有效的婚姻也无法得到法律确认，使大量婚姻处于法律不能调控的真空状态。二是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婚姻纠纷，如果硬要适用行政诉讼解决，则又必然违法。
如李永梅和杨华伟2000年6月2日登记结婚，2007年11月29日，杨华伟以双方当事人均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为由，要求撤销婚姻。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则以杨华伟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杨华伟的起诉。 而宁波市鄞州区法院，2009年2月5日判决撤销了民政机关1996年颁发的结婚登记。 2009年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一起 1993年4月17日办理的婚姻登记案件。
由此可见，许多婚姻登记案件，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解决。
七、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七——行政诉讼难以适用身份关系特殊规则和法理
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适用身份法的特殊规则和法理处理婚姻关系。婚姻关系主要由身份法调整，身份法的有些特殊规则和法理，只能在民事诉讼中才有斟酌和适用的余地。比如，婚姻缔结或解除行为是否适用民法总则以及如何适用民法总则问题。“此问题，大大苦恼了民法学者，尤其对研究亲属、继承者，堪可称为迎面就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学问上重大压力”。 且不说如此复杂的问题，没有从事民事（婚姻）审判专知识的行政审判人员难以承担，仅就诉讼程序来讲，行政诉讼是根本无法承载的。
比如，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婚姻关系纠纷，可以适用类推民法总则或类推婚姻法，认定婚姻有效或无效。这些规则和原理，难以在行政诉讼中进行。因而，婚姻纠纷在行政诉讼中，难以作出全面正确的评判。又如在民法上，身份行为，只存在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分，没有限制行为能力之说。而在行政诉讼中，经常出现限制行为能力离婚被撤销的情况。
在民法里，还有一个信赖保护原则，即对重婚的善意保护问题，台湾亲属法即有此规定。而在行政诉讼中，这一原则则难以贯彻。如对于违法离婚，有时一方再婚，行政判决在什么情况下应当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信赖保护原则，难以贯彻。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对于是否撤销离婚往往处理错误。如有的对于违法离婚后凡是再婚者，均不撤销离婚。这既没有正确贯彻信赖保护原则，也使其认定事实与判决结果之间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如2004年患精神病的某女与丈夫协议离婚，数年后该女母亲以女儿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婚姻登记机关不能为其办理离婚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离婚登记。但男方离婚后又再婚了，法院认定此案离婚违法，但又以“有不可撤销的因素”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此案中的后婚是否属于善意，是否保护善意重婚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民法理论问题，在此不加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案的判决与行政诉讼的性质，实际上是矛盾的。因为行政诉讼只能就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不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按行政诉讼，本案只能撤销离婚，无法考虑保护善意后婚问题。本案用了一个“有不可撤销的因素”这样一个含糊不清的非行政判决理由驳回了原告起诉，充分暴露了行政诉讼无法应对此类婚姻的尴尬与无赖。
又如，张二龙与张先梅的离婚行政诉讼案件。张二龙起诉认为自己没有办理离婚登记，其离婚无效，要求撤销离婚登记。而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均认为婚姻登记机关作出离婚的根据不足，但考虑到张先梅在领取离婚证后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最后作出这样的判决：“确认庐江县民政局为张二龙与张先梅办法的离婚证的行为违法”。 这种判决，不仅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而且含糊不清，使当事人不知所云。因为离婚登记行为违法并不等于离婚无效，张二龙与张先梅的离婚是否有效？判决并没解决。这是行政诉讼的无能与无赖，而作出的无用判决。
此外，身份关系的职权审理原则，难以适用行政诉讼。如行政诉讼举证规则、撤诉规则等难以适用身份关系诉讼。 如许多婚姻登记机关不出庭或不举证的案件，都按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判决婚姻登记机关败诉，使有效的婚姻被否定或无效的婚姻不能否认。
八、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八——行政诉讼容易扩大无效婚姻的范围
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婚姻是法定的，不能任意扩大。但按照行政诉讼处理婚姻登记纠纷，往往将一些违反婚姻登记程序，不属于无效和可撤销的瑕疵婚姻也予以撤销，变相扩大了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婚姻的法定范围，使无效婚姻的法定理由形同虚设。
因而，应当把婚姻行政诉讼的范围限制在婚姻登记机关的侵权案件内，如婚姻登记机关拒不的登记、随意撤销婚姻登记，或者乱收费等婚姻侵权行为案件。凡是涉及婚姻关系效力纠纷案件，统一按民事诉讼处理。
九、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九——有些婚姻纠纷根本不涉及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难以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
有些婚姻纠纷根本不涉及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难以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和内容主要是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与否，而在实践中，有些婚姻纠纷根本不涉及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行政诉讼难以解决。这主要有：（1）涉及婚姻是否完成的纠纷；（2）涉及结婚证真假的纠纷；（3）涉及婚姻关系有无的纠纷；（4）涉及事实婚姻是否成立或从何时成立的纠纷；(5)完全因户口登记错误引起的婚姻登记错误纠纷；等等 。
这里仅举一个例证说明：2004年10月1日，张女士与退休干部李某申请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经过审查，认为双方符合结婚条件，即予以登记，但因故当时没有发放结婚证。10月9日婚礼如期举行，当晚李某突发心肌梗塞死亡。李某所在单位以张女士与李某婚姻不成立为由要收回分给李某的房屋。张女士认为婚姻已经登记即成立。
像这样的案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张女士与李某的婚姻是否成立，而不是民政机关是否违法问题。将民政机关作为被告，没有任何根据和意义。
10、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十——容易混淆姓名权纠纷与婚姻纠纷的界限
在行政诉讼中的普遍做法是，自己的身份被他人冒用结婚，身份被冒用者直接主张撤销婚姻或宣告婚姻无效。这里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身份被他人冒用结婚后，被冒用者到底是解决本人姓名被冒用问题，还是解决他人婚姻问题。用他人的姓名或身份登记结婚，被用者不是要求解决自己的姓名或身份被冒用问题，而是主张撤销他人婚姻或宣告婚姻无效。这就等于是别人偷你的钱做了房子，你不是要求别人还钱，而是要求拆别人房子。别人用你的身份登记结婚，你不是要求解决自己的姓名被冒用问题，而是要撤销别人的婚姻，这种诉讼合理吗？
但在司法实践，身份证被冒用者主张撤销他人婚姻或宣告婚姻无效，却都得到了法院支持。如原告黄俊丽诉被告西平县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纠纷一案，2006年1月15日妹妹黄杰未到结婚年龄，就用姐黄俊丽的身份证，换上本人照片与李新伟登记结婚。2009年7月9日黄俊丽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于2006年1月15日为“黄俊丽”、李新伟办理的结婚登记。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遂判决撤销西平县民政局于2006年1月15日为黄俊丽、李新伟办理的结婚登记。 这实际上是把姓名权纠纷等同于婚姻纠纷，混淆了姓名权纠纷与婚姻纠纷的界限。妹妹用姐姐的身份证登记结婚，如果姐姐要求撤销该婚姻登记，那到底是撤销妹妹与妹夫的婚姻？还是撤销姐姐与妹夫的婚姻？如果是撤销妹妹与妹夫的婚姻，那就有侵犯他人婚姻之嫌。你姐姐凭什么撤销妹妹的婚姻？你只能确认你与妹夫的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至于妹妹与妹夫的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你姐姐没有权利主张。如果妹妹用姐姐的身份证登记结婚侵害了姐姐的姓名权或造成了其他损失，可以请求赔偿，也不能撤销妹妹的婚姻。
因而，姐姐身份被妹妹冒用登记结婚，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应当是：姐姐黄俊丽通过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与李新伟的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婚姻登记机关据此认定黄俊丽没有结婚，并据此补正婚姻登记。
这里只是归纳十个方面的主要缺陷。事实上，行政诉讼远远不止十个方面缺陷。如当事人自己伪造身份证或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结婚或离婚，然后再去告民政机关，这岂不是自己违法，要别人承担责任吗？如果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将民政机关推上被告席，任何人都可以拉民政机关垫背。这种诉讼规则显然不合理。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
（2012年3月29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决定》，结合本省实际，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对《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条修改为：“代表应当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和闭会期间的履职活动，依法行使代表职权，履行代表义务，密切同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联系，接受其监督。”
二、将第五条修改为：“代表接到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通知后，应当按时报到，出席会议。
“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应当在大会举行之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书面请假。代表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其代表资格终止。
“代表在会议期间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当向本代表团团长请假，并由代表团向大会秘书处报告。”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联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议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议案的范围主要包括：
“(一)制定、修改、废止或者解释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二)需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的有关法律、法规贯彻实施中的重要事项；
“(三)贯彻实施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中的重要事项；
“（四）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代表依法提出的议案，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主席团决定不作为议案处理的，可以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专门委员会审议代表提出的议案时，可以邀请提出议案的代表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列入大会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出议案的代表要求撤回的，经大会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如果提出议案的部分代表要求撤回，而另一部分代表坚持提出，且符合法定人数，该项议案仍然有效。”
五、将第七条改为第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由代表单独提出，也可以由代表联合提出。”
将第八条修改为第九条第三款、第四款：“各承办单位应当认真研究、及时办理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过程中应当与代表沟通，充分听取意见，并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代表。涉及面广、办理难度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交办之日起六个月内答复代表。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承办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办理，并在三个月内再次答复代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应当组织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增加一款，作为第九条第五款：“承办单位有关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并印发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也可以受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负责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一条：“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代表应当通过多种方式听取、反映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意见和要求。
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代表应当积极参加闭会期间统一组织的代表活动。其中，每年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十二日；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十日；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八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五日。”
八、将第九条改第十二条，并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代表小组应当建立活动制度，制定年度活动计划。”
九、将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中的“主席团”修改为“主席、副主席”。
十、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四条，将该条第三款修改为：“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也可以以代表小组为单位组织视察。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要求，联系安排本级或者上级的代表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
增加一款，作为第十四条第四款：“代表视察应当深入基层，采取座谈、走访、现场察看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十一、删去第十三条中的“及其派出机构”。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安排，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
代表参加专题调研活动形成的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转交有关机关、组织。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按本办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办理。
十三、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
“省、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决定，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
十四、将第二十条修改为：“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在闭会期间参加视察、专题调研、专项工作评议、执法检查、学习培训、代表小组活动、列席会议等执行代表职务的活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告知代表所在单位；代表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时间保障，提供便利条件，代表工资、津贴、奖金、福利等待遇均应当按其在本单位正常出勤对待。
“无固定工资收入、生活困难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由本级财政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标准，给予补贴，并逐步提高补贴标准。
“代表在执行代表职务时，可以凭代表证或者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的证明，优先购买车、船、机票等，交通部门应当提供便利。”
十五、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开展代表工作、组织代表活动和代表培训的经费，以及无固定工资收入、生活困难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补贴经费等，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代表活动的实际需要。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活动的需要，提出各级代表活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建立完善本级代表活动经费管理、使用制度，保证代表活动经费专款专用。”
十六、将第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服务机构，应当通过收集代表信息、编发代表履职资料、接待代表来信来访、建立代表履职档案、联系协调有关机关、组织代表参加活动等多种方式，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服务和保障。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设立代表工作机构。乡、民族乡、镇配备人大工作人员，协助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开展代表工作。探索开发区、街道（社区）代表服务工作机制建设。”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工作情况，提供公报及相关资料，保障代表的知情权。”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参加初任培训、履职培训和专题培训等履职学习，协助代表全面熟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掌握执行代表职务所需的法律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提高代表素质和履职能力。初任培训原则上应当在代表选举产生后一年内完成，履职培训和专题培训可以根据代表履职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代表履职学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应当组织开展代表履职经验交流；对积极执行代表职务的代表，应当加强代表履职宣传。”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六条：“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听取他们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询问，接受监督。
“代表不在原选区居住的或者不在原选举单位所在地工作的，每年至少应当向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报告一次履职情况。”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情况进行登记存档，并以适当方式予以通报。
“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情况作为推荐下一届连任代表候选人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十一、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三十条，将该条第三款修改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书面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二十二、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予以公告。”
二十三、将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三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积极支持代表执行代表职务、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服务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后，重新公布。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
（1994年3月5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2年3月29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代表法》），保障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履行职务，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本选区选民和选举单位的委托，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第三条 代表应当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和闭会期间的履职活动，依法行使代表职权，履行代表义务，密切同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联系，接受其监督。
第四条 全省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
全省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密切联系代表，倾听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
第五条 代表接到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通知后，应当按时报到，出席会议。
代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应当在大会举行之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书面请假。代表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其代表资格终止。
代表在会议期间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当向本代表团团长请假，并由代表团向大会秘书处报告。
第六条 代表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或者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应当遵守大会议事规则和大会纪律，保守国家秘密。
第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联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议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议案的范围主要包括：
(一)制定、修改、废止或者解释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二)需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的有关法律、法规贯彻实施中的重要事项；
(三)贯彻实施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中的重要事项；
（四）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代表依法提出的议案，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主席团决定不作为议案处理的，可以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专门委员会审议代表提出的议案时，可以邀请提出议案的代表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列入大会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出议案的代表要求撤回的，经大会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如果提出议案的部分代表要求撤回，而另一部分代表坚持提出，且符合法定人数，该项议案仍然有效。
第九条 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以由代表单独提出，也可以由代表联合提出。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或大会闭会期间提出的各种建议、批评和意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除直接办理的以外，交有关机关、组织研究处理。
各承办单位应当认真研究、及时办理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过程中应当与代表沟通，充分听取意见，并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代表。涉及面广、办理难度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交办之日起六个月内答复代表。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承办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办理，并在三个月内再次答复代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应当组织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承办单位有关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并印发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也可以受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负责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十一条 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代表应当通过多种方式听取、反映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意见和要求。
代表应当积极参加闭会期间统一组织的代表活动。其中，每年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十二日；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十日；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八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五日。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协助本级或者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行业、工作单位，居住状况或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小组。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单位或居住地集中的，可以专门编组；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当地代表小组的活动。
代表小组组长由代表推选，代表小组活动由组长组织。
代表小组应当建立活动制度，制定年度活动计划。
第十三条 代表小组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学习宣传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政策，宣传贯彻本级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
（二）就地开展调查和视察，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
（三）采取多种形式联系人民群众，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四）交流代表工作经验；
（五）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安排的其他活动。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
代表按前款规定进行视察，必要时可以提出约见本级或者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办事机构负责联系。被约见的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或者由他委托的负责人员应当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认真研究处理。
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也可以以代表小组为单位组织视察。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要求，联系安排本级或者上级的代表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
代表视察应当深入基层，采取座谈、走访、现场察看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第十五条 代表视察的主要内容包括：本行政区域执行宪法、法律、法规的情况；本级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实施情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和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民族等各方面的工作；本地区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第十六条 代表视察时，可以向被视察单位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被视察单位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必须及时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代表在视察中所提建议、批评和意见，凡属当地处理的，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负责转当地有关国家机关、组织研究处理，并按本办法第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负责答复；属于上一级国家机关及其部门处理的，由代表所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负责转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有关组织或部门处理。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安排，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
代表参加专题调研活动形成的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转交有关机关、组织。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按本办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在大会闭会期间，可组织代表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进行评议。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
省、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决定，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
第二十条 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在闭会期间参加视察、专题调研、专项工作评议、执法检查、学习培训、代表小组活动、列席会议等执行代表职务的活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告知代表所在单位；代表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时间保障，提供便利条件，代表工资、津贴、奖金、福利等待遇均应当按其在本单位正常出勤对待。
无固定工资收入、生活困难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由本级财政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标准，给予补贴，并逐步提高补贴标准。
代表在执行代表职务时，可以凭代表证或者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的证明，优先购买车、船、机票等，交通部门应当提供便利。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开展代表工作、组织代表活动和代表培训的经费，以及无固定工资收入、生活困难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补贴经费等，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代表活动的实际需要。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活动的需要，提出各级代表活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建立完善本级代表活动经费管理、使用制度，保证代表活动经费专款专用。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可以采取设立接待代表室、接待代表日以及走访、通信等多种方式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保持联系，并为本行政区域内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服务机构，应当通过收集代表信息、编发代表履职资料、接待代表来信来访、建立代表履职档案、联系协调有关机关、组织代表参加活动等多种方式，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服务和保障。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设立代表工作机构。乡、民族乡、镇配备人大工作人员，协助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开展代表工作。探索开发区、街道（社区）代表服务工作机制建设。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工作情况，提供公报及相关资料，保障代表的知情权。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参加初任培训、履职培训和专题培训等履职学习，协助代表全面熟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掌握执行代表职务所需的法律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提高代表素质和履职能力。初任培训原则上应当在代表选举产生后一年内完成，履职培训和专题培训可以根据代表履职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代表履职学习。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应当组织开展代表履职经验交流；对积极执行代表职务的代表，应当加强代表履职宣传。
第二十六条 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听取他们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询问，接受监督。
代表不在原选区居住的或者不在原选举单位所在地工作的，每年至少应当向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报告一次履职情况。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情况进行登记存档，并以适当方式予以通报。
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情况作为推荐下一届连任代表候选人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二十八条 代表执行代表职务，受法律保护。凡有义务协助代表执行代表职务而拒绝履行义务的或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对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根据《代表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责成有关部门查明情况，严肃处理。有关部门应当将处理结果报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第二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的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不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书面报告。如果在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可以由常务委员会授权主任会议处理，并向下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及其主任会议应当在接到执行机关的报告之日起三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书面答复。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书面报告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十一条 本省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提出辞职的，应当向选举他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始得批准。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终止，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予以公告。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积极支持代表执行代表职务、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服务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７日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条例》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