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患者对知情权的法律保障/王春胜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02 11:24:47 浏览:8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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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患者对知情权的法律保障
王春胜
所谓“知情同意权”，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民法专家何山解释道，严格说是“知情”和“同意”两项权利。知情同意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中给予消费者的9项权利之一，“同意”是医疗合同中的一项权利。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除了衣食住行消费之外，还有其他许多领域的消费，如医疗服务。患者到医院就医，接受医院提供的诊疗、护理服务，以使自身得到康复，同时支付相应的医疗费用。这一民事行为本身符合消费法律关系的特性，应适用《消》法，患者作为消费者理应享有《消》法所赋予的各项权益。医疗服务虽然是生活消费的一种，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生活消费，医疗服务有着其独有的特性，表现在：1、医疗服务的内容直接针对消费者的身体、器官和组织，服务的结果对消费者的肉体乃至精神将产生巨大的影响；2、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承担的风险特别巨大；3、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对医疗知识严重缺乏，因而，对于医疗服务的方式、品种，甚至价位的选择方面，几乎提供者拥有完全的决定权，而消费者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4、由于医疗服务的全过程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今后健康乃至生命，因而，从消费过程的心理状态看，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居于优势，消费者处于劣势，通常消费者不敢对服务本身提出质疑。医疗服务具有上述特性，使其权责分担有别于一般消费。“知情同意权”的前提，是确认医患是一种“特殊”消费关系。对患者，它是权利；对医生，则是法定义务。
知情同意权的核心是“任何人体实验都必须取得受试者的同意，不允许隐瞒病人和家属在病人身上进行任何试验”。这说明医务人员对患者所采取的任何医疗措施都必须向患者和亲属详细告知，但患者由于不懂得医学知识，医务人员必须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尽量向患者说明情况，让患者知道治疗措施的不足和副作用，甚至危险性。为维护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尊重患者的自我处置权，让患者知道知情权是同意权的基础，只有患者在知道自己的病情基础上，根据医生的告知，知道自己的病情和应采取的治疗措施和医疗意外、医疗并发症的存在、医疗过程中的风险等情况，让患者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承诺，并履行签字同意。医务人员在患者充分配合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采取措施保障医疗安全，让患者在自主自愿的情况下做出负责的承诺，患者的知情权最后转变为患者对医疗风险的承担。自然而然成为医务人员免责的条款，也是避免医疗纠纷发生的根本措施。
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早在18世纪就已经提出来了，1957年美国法院的判决创造了知情同意权这一词汇，从此确立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一法律概念很快被美国各州所接受，并传输到国外。现已成为法学理论上承认的一项患者的权利。知情同意权在西方国家已存在多年，并得到医患双方的共识，这一学说最早来源于《纽伦堡法典》，具体表现为个人有意识的同意和允许的自我控制权、决定权，让知情同意权真正融入我们的实践行动中，使之成为患方一项真正的权利。为此任何特殊检查、特殊医疗器械的使用、新药物的应用、手术协议书都必须使患者本人同意，除非患者本人失去活动能力，才允许他的配偶、子女、父母代办签字。此种做法体现了“生命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有决定权和控制权。保护人的生命权，健康权是法律赋予的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具体表现为公民对于自己的生命安全、身体组织、器官的完整以及身体的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的健康所享有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强保护。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以任何手段剥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近几年来，我国在医疗行业的执业中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法为前提出台了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等等，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技术的发展。如1999年5月11日起实施的《执业医师法》第26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师进行试验性临床治疗，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其家属同意”。此条的立法原则是依据宪法和民法为基础，体现出患者因病就医的行为已和医疗机构形成事实上的医疗服务合同，患者和院方已构成民事主体，患者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和健康状况，有权利知道各项检查结果和医生对自己采取的诊疗措施及愈后信息，在患者知情同意下和院方达成共识。医患双方在诚信的前提下，医方应做到诊断明确，治疗措施得当，康复快经济损失少，但涉及患者本人隐私的地方应尊重患方的意愿，特别是对一些顽症的治疗更要尊重患者的意见，以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的治疗和康复，如患者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应采取适当的形式向亲属告知，有关病情恶化、愈后不良不要轻易告诉患者本人，医方应采取谨慎的方式履行告知，并尊重患者的隐私权。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做出必要的解释，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家属。”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条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应当将病人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根据我国《消》法及前述医疗卫生法律、法规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在医疗活动中为满足患者的知情权，医疗机构有义务告知患者如下内容：1、就诊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基本情况和医学专长包括医疗机构的基本情况、专业特长，医务人员的职称、学术专长、以往治疗效果等。2、医院规章制度中与其利益有关的内容。3、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断手段、诊断措施。4、所采用的治疗仪器和药品等的疗效、副作用等问题。5、手术的成功率、目的、方法、预期效果、手术过程中可能要承受的不适和麻烦以及手术不成功可能想象到的后果、潜在危险等。6、患者的病情。7、患者所患疾病的治疗措施。即可能采用的各种治疗措施的内容、通常能够达到的效果、可能出现的风险等。8、告知患者需要的费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医疗活动都必须向患者告知，为了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不履行告知义务，如患者本人对病情十分理解，对医疗措施满意，患者本人认为自己病情轻微或者患者本人放弃告知义务。特殊的绝症、顽症和疾病的自然转归无需向本人告知，为抢救危重患者应先行采取急救措施挽救患者的生命，可以暂不告知，对患者死因的认定在未经法医鉴定前不好告知。
王春胜
所谓“知情同意权”，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民法专家何山解释道，严格说是“知情”和“同意”两项权利。知情同意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中给予消费者的9项权利之一，“同意”是医疗合同中的一项权利。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除了衣食住行消费之外，还有其他许多领域的消费，如医疗服务。患者到医院就医，接受医院提供的诊疗、护理服务，以使自身得到康复，同时支付相应的医疗费用。这一民事行为本身符合消费法律关系的特性，应适用《消》法，患者作为消费者理应享有《消》法所赋予的各项权益。医疗服务虽然是生活消费的一种，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生活消费，医疗服务有着其独有的特性，表现在：1、医疗服务的内容直接针对消费者的身体、器官和组织，服务的结果对消费者的肉体乃至精神将产生巨大的影响；2、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承担的风险特别巨大；3、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对医疗知识严重缺乏，因而，对于医疗服务的方式、品种，甚至价位的选择方面，几乎提供者拥有完全的决定权，而消费者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4、由于医疗服务的全过程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今后健康乃至生命，因而，从消费过程的心理状态看，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居于优势，消费者处于劣势，通常消费者不敢对服务本身提出质疑。医疗服务具有上述特性，使其权责分担有别于一般消费。“知情同意权”的前提，是确认医患是一种“特殊”消费关系。对患者，它是权利；对医生，则是法定义务。
知情同意权的核心是“任何人体实验都必须取得受试者的同意，不允许隐瞒病人和家属在病人身上进行任何试验”。这说明医务人员对患者所采取的任何医疗措施都必须向患者和亲属详细告知，但患者由于不懂得医学知识，医务人员必须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尽量向患者说明情况，让患者知道治疗措施的不足和副作用，甚至危险性。为维护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尊重患者的自我处置权，让患者知道知情权是同意权的基础，只有患者在知道自己的病情基础上，根据医生的告知，知道自己的病情和应采取的治疗措施和医疗意外、医疗并发症的存在、医疗过程中的风险等情况，让患者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承诺，并履行签字同意。医务人员在患者充分配合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采取措施保障医疗安全，让患者在自主自愿的情况下做出负责的承诺，患者的知情权最后转变为患者对医疗风险的承担。自然而然成为医务人员免责的条款，也是避免医疗纠纷发生的根本措施。
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早在18世纪就已经提出来了，1957年美国法院的判决创造了知情同意权这一词汇，从此确立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一法律概念很快被美国各州所接受，并传输到国外。现已成为法学理论上承认的一项患者的权利。知情同意权在西方国家已存在多年，并得到医患双方的共识，这一学说最早来源于《纽伦堡法典》，具体表现为个人有意识的同意和允许的自我控制权、决定权，让知情同意权真正融入我们的实践行动中，使之成为患方一项真正的权利。为此任何特殊检查、特殊医疗器械的使用、新药物的应用、手术协议书都必须使患者本人同意，除非患者本人失去活动能力，才允许他的配偶、子女、父母代办签字。此种做法体现了“生命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有决定权和控制权。保护人的生命权，健康权是法律赋予的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具体表现为公民对于自己的生命安全、身体组织、器官的完整以及身体的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的健康所享有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强保护。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以任何手段剥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近几年来，我国在医疗行业的执业中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法为前提出台了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等等，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技术的发展。如1999年5月11日起实施的《执业医师法》第26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师进行试验性临床治疗，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其家属同意”。此条的立法原则是依据宪法和民法为基础，体现出患者因病就医的行为已和医疗机构形成事实上的医疗服务合同，患者和院方已构成民事主体，患者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和健康状况，有权利知道各项检查结果和医生对自己采取的诊疗措施及愈后信息，在患者知情同意下和院方达成共识。医患双方在诚信的前提下，医方应做到诊断明确，治疗措施得当，康复快经济损失少，但涉及患者本人隐私的地方应尊重患方的意愿，特别是对一些顽症的治疗更要尊重患者的意见，以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的治疗和康复，如患者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应采取适当的形式向亲属告知，有关病情恶化、愈后不良不要轻易告诉患者本人，医方应采取谨慎的方式履行告知，并尊重患者的隐私权。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做出必要的解释，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家属。”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条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应当将病人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根据我国《消》法及前述医疗卫生法律、法规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在医疗活动中为满足患者的知情权，医疗机构有义务告知患者如下内容：1、就诊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基本情况和医学专长包括医疗机构的基本情况、专业特长，医务人员的职称、学术专长、以往治疗效果等。2、医院规章制度中与其利益有关的内容。3、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断手段、诊断措施。4、所采用的治疗仪器和药品等的疗效、副作用等问题。5、手术的成功率、目的、方法、预期效果、手术过程中可能要承受的不适和麻烦以及手术不成功可能想象到的后果、潜在危险等。6、患者的病情。7、患者所患疾病的治疗措施。即可能采用的各种治疗措施的内容、通常能够达到的效果、可能出现的风险等。8、告知患者需要的费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医疗活动都必须向患者告知，为了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不履行告知义务，如患者本人对病情十分理解，对医疗措施满意，患者本人认为自己病情轻微或者患者本人放弃告知义务。特殊的绝症、顽症和疾病的自然转归无需向本人告知，为抢救危重患者应先行采取急救措施挽救患者的生命，可以暂不告知，对患者死因的认定在未经法医鉴定前不好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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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系用益权概念解读
－－从罗马法到《澳门民法典》的考察
肖俊 厦门大学法学院 博士
内容提要: 对于用益权定义中“物的本质”存在着多种解释，它在不同的理论中分别意味着“形态”、“实质”以及“经济用途”。《澳门民法典》同时采用了这三个要素来界定用益权，但忽略了其中存在的冲突与重迭。通过对用益权概念从罗马法到当代民法的考察，可以发现遵循物的经济用途是最有效的界定模式。
引言
《澳门民法典》第1373条规定了用益权的定义：“用益权系指对属于他人之一物或一项权利在一段期间内全面享益，而不改变其形态和实质的权利”。{1} 在这个定义中，“不改变形态和实质”这一限制条件对平衡用益权人和所有权人的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权利人可以对物或者权利进行全面使用和收益，但负有不改其形态和实质的义务，因此在用益权结束后，所有权人可以获得没有受到减损之物。
但问题是：如何界定用益物的“形态”和“实质”？这是一对哲学内涵很重的词语，含义宽泛，确定它们在用益权中的具体含义，使之足以明晰地作为用益权人的行为规范，是理解这一规则的首要问题。对它们的界定还涉及到其他条文的解释问题。第1382条提到用益权的行使问题，必须顾及“该物或权利之经济用途”。{2} 既然1382条和1373条都是关于用益权行使的问题，那么该如何分清“不改变形态和实质”与“顾及经济用途”两者的关系？同样涉及这一问题的还有第1384条，它谈到用益权人对于客体改良限制包括了：外形、实质和经济用途三要素。{3} 同样是针对用益权的权限，为什么在定义中以“不改变形式和实质”为标准，在行使中以“经济用途”为标准，而用益物的改良却是以“不改变物的形态、实质或者经济用途”为标准？
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在于梳理三者关系，为用益权概念确立一个核心的界定标准，使得权利人可以有效利用物，同时能够保障所有权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罗马法的起源入手，分析传统用益权概念的内涵；其次，研究现代大陆法系民法典对它的继受、解释和修正，最后，在此基础上，梳理澳门民法典第1372条、第1382条以及1384条之间的关系，为用益权概念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罗马法中用益权概念的辨析
（一）对文本 D.7, 1, 1的还原
《学说汇纂》第7卷“论用益权（De usu fructu）”的第一个文本（D.7, 1, 1）即是关于用益权的定义：“用益权是对他人之物进行使用收益，并保持物的本质的权利。”{4} 它摘录自古典时期的法学家保罗（公元3世纪，塞维鲁斯皇帝时期的法学家）的作品《维特流斯评注》，因而也被看作是罗马古典法学家对于用益权所作定义。{5}
但当代意大利罗马法学者迪．马佐（Di Marzo）经过考据，认为这一文本受到了后来编撰者的添加（公元5世纪初）。D.7, 1, 1的拉丁文表述是：“Usus fructus est ius alienis rebus utendi fruendi salva rerum substantia”，从行文的风格上看，它存在着这样的疑点：紧随在第一个 rebus（拉丁语res的夺格，“物”的名词）之后，又出现rerum（res的属格，表示“物的”），有赘述的嫌疑，可能经过了编撰者特里波尼安的添加。与此同时，与保罗同时代的法学家乌尔比安有近似文本留存：“根据市民法，只有在享用中能保持其本质的物才能被遗赠用益权”（Ususfructus legari potest iure civili earum rerum, quarum salva substantia utendi fruendi potest esse facultas）。其中，他用代词quarum（表示“它的”）来替代之前的rerum（res的属格，表示“物的”），行文简洁，更符合古典时期的文风。{6}
在乌尔比安的文本中“保持物的本质”仅仅指的是物的客体是不可消费物，不随着使用而消灭，并非如现代所理解的一样是对权利的限制。当代意大利罗马法学家格罗索（Giusseppe Grosso）认为，优士丁尼的编撰者如此修改保罗文本的原因是：在古典法中，用益权是通过程序中所规定的套语de usus fructu（使用与收益）来理解，但是在优士丁尼法中，程序诉讼已经消灭，用益权的内涵不再通过诉讼模式予以确定，有必要从实体权利的角度来把握它，因此编撰者们选择对保罗的文本进行改造。{7}
（二）罗马法中用益权的限制模式研究
问题是，在《学说汇纂》中，“保持物的本质”这一术语从来没有用来解决任何有关用益权的实际问题。通过对《学说汇纂》第7卷各个文本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罗马法学家善于为每一种客体确定用益权的权限，无论是房屋、树木、还是奴隶，他们都能为之划定使用和收益的范围。在判断是否滥用用益权的思考中，法学家主要采用了这两种标准：
第一，不改变外形。它指的是用益权人的使用收益以不影响物的外形为限。这典型地体现在房屋上，禁止用益权人改变房屋的结构：（1）禁止改变房屋的外形，禁止加高，即使这不会损害到房屋的采光；（2）不能改变内部格局，不能打通或者分割房屋，设置过道，改建大厅等基本的结构形式；（3）增加门和窗户。甚至为它进行有益的装修也是不允许的，内拉蒂（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法学家）说到：因为即使这改善了物的状态，使得房屋变得更好，但根据他的权利，他是不能如此行事，更新与把物保持在良好的状态是不同的（D.7, 1, 44）他还说“即使把物的外形改变的更好，也是对它的破坏。（D.7, 8, 23）”
第二，不改变用途。这是另外一种限制模式，它要求用益权人必须按照原所有权人的行使方式来使用收益。乌尔比安说：“不能滥用被遗赠了用益权的奴隶，必须根据他们的属性（secondum codicionem eorum）进行使用。因为，如果把一个书籍抄写员送到乡间去运送大堆的石灰，让演员去澡堂工作，让作曲家看门，或者来自运动场的角斗士清扫公告厕所，这被看作是对他人所有物的滥用。（D.7, 1, 15, 1）”类似的情形还有，住宅只能居住不能被该做驿站（D.7, 13, 8），林荫道只能用来散步，而不能被用来种菜（D.7, 13, 4）。如果用益权人将一匹赛马作为驮马出租，获得的租金不属于孳息，而且会导致用益权消灭（D.7, 1, 13, 7）。
显然，在后一种标准下，权利人的权限范围更大。而在经济用途作为标准的情形下，用益权人可以为提高物的价值而对物进行部分的改变，只要不损害物的经济用途即可，但前者却禁止改变。因此如果一块农地下埋藏着矿藏，乌尔比安认为用益权人可以进行开发。{8}在对矿藏的开发中，用益权人就不仅是单纯的使用收益土地，而且涉及到了部分处分权能。与此类似的情形是对于衣服的用益权。古典法学家彭波尼（公元2世纪中后期的法学家）说在用益权结束后，如果衣服磨损了，在他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返还了这件破旧的衣服后，就不用承担责任（D.7, 9, 9, 3）。由此可见，在很多情况下，物的形态是可以改变的，只有经济用途才是唯一的限制标准。
当代的罗马法学者认为，这两种标准体现出了不同时期罗马法学家对用益权认识的差异。前者代表了一种共和晚期的法学思想（公元前1世纪左右），那时对于用益权的限制更为严格；而乌尔比安的观点则体现了在三个世纪之后的用益权的发展情形，在塞维鲁斯皇帝时期，这种严厉的限制已经被打破，只要求用益权人不改变物的经济用途即可。{9}
二、法国民法典对于 D.7, 1, 1的继受与解释
（一）法国民法的继受与解释
虽然能够从具体的案例中归纳出罗马法用益权的权限范围，但事实上罗马人的文献中并没有一般性地概括出“保持用途”或者“不改变外形”这类说法。因此尽管D.7, 1, 1这个概念没有实际的操作意义，但它所采用的属加种差的结构，满足了现代民法典所追寻的理性表达，因而倍受推崇。《法国民法典》完全接受这一定义模式，其578条规定：“用益权是对他人所有之物，如同本人是所有人，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用益权人应负责保存物的本质（conserver la substance）。”{10} 《学说汇纂》的编撰者从来没有对什么是“物的本质”做出过解释，但随着这一概念进入民法典，现代法国法学家们不得不承担起这个任务。
中世纪的法学家巴托鲁斯曾经说过，根据哲学，本质使得物区别于另一个物；法学家却是通过实质性的形式来区分一物与另一物。根据这种实质性的形式，人们可以对物进行命名。所谓失去本质，即是物失去原来的名称而转变为另一种名称。{11} 在巴托鲁斯的理论中，在用益权中所谓的本质与其在哲学上的含义是不同，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实质性的形式”，因为它决定了社会对于物的认识，当物的实质外形改变就会获得不同的社会认知，其本质就改变了。
这种思路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法国的注释法学家，他们也主要是从“外在的形式”入手来理解“物的本质”。虽然从哲学意义上看，两者是截然相反的一对范畴，但从法学的角度，只有通过触手可及的外形才能把握渺不可及的本质。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各家的观点偏重点不同，有的强调物理意义上的外形，有的则侧重经济意义上的外形。
第一部《法国民法典》评注书的作者图里艾（Toullier）认为：在用益权中，物的本质与外形都需要保护 {12} 。随后的学者德尔文科（C. Delvincourt）和杜兰顿（F. Duranton）也持相似观点。{13} 杜兰顿说：“在用益权的定义中，本质这个词比起通常的使用有着更宽泛的意义。事实上，正如人们所看到的，用益权不该仅仅只是保持物的本质，或者说这种权利所依托的材料，没有人应该只是完整保存本质而不顾及与内在相混合的外部形体；应该保存那些有意义和价值的材料和属性，因此，也应该同样保护外形，虽然外形不是本质；但是物的价值常常依赖于它的外形。”{14} 与此类似的是《根据扎恰利尔方法的法国民法教程》的作者奥布瑞和劳，他们甚至略过材料与外形的思辨，直接把物的本质定义为外形。所谓保持物的本质，就是用益权人不可以改变物的外形。
德莫隆博（Demolombe）综合利用了各种元素来解释“物的本质”。他说：“对于法学家而言，本质是构成物体的特性的总和，这些属性使物具有一定的形态和名称它们也依此形态和名称而被归属于具有共同实质性特征的某一种类，例如房屋、钟表；总而言之，依此形态和名称，它们专门适用于某一用途，提供特别的服务以满足于人类的需要。”{15} 由此，他从物的外形和名称中推导出了用途这一要素，认为具有特定形式和名称并满足于特定的用途即是物的本质，最为深刻地勾勒出用益权的内涵。
（二）当代法国司法实践中的解释趋势
除了用益权的定义外《法国民法典》中大多数用益权的规范都来源于古典法学家乌尔比安的《萨宾评注》第17卷和第18卷的内容，所以整体上看，会出现抽象概念和具体规范间的脱节问题。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法国民法典》中。因为在具体规则中，常常是以经济用途作为用益权的限制标准。比如《法国民法典》第589条，针对可消耗物，{16} 提出了“遵循其用途”的表达：“如用益权包括虽然不是当即消耗，但因使用而逐步损耗之物，如衣服、动产家具等，用益权人有权按照此种物品的用途使用。”此外，还有与遵循经济用途相类似的，“遵循原所有权人习惯”这种表达，《法国民法典》分别在第590条、第591条、第593条和第594条就树木的采伐和矿产的挖掘提出了“遵循原所有权人习惯”的要求。而《法国民法典》第623条也规定物的外形的改变不会消灭用益权。“如果设定用益权之物一部分被毁，用益权对该物的其余部分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法国民法典》第578条规定的“物的本质”看做是物的外形和质料的话，不可避免会得出物的本质已发生改变，所以用益权应该消灭的观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官逐渐把“物的本质”解释为经济用途。比如法国最高法院第三民事庭1968年12月的一项判决认定：用益权人将用作休闲的房屋改作商业房屋，即是违反了第578条“保存物之本体的规定”的表现。{17} 相似的还有1975年6月，最高法院第三民事法庭的判决：“用益权人就本来是做其他用途的场所订立商业租约，这本身就构成对用益权目标物本体的损耗”。都是直接把物的本质（本体）看作是经济用途，甚至在客体的形态保持与经济用途发生冲突时，法官也允许用益权人改变客体以实现用益物的经济目的：“在原财产上增添新建筑并因此提高了原财产的价值，或者新建筑使原本开始但尚未竣工的楼房完工，或者扩大了原有的建筑面积，此种新建筑应视为对财产的改善。
三、二十世纪的用益权定义模式转向
（一）《德国民法典》在用益权定义上的转向
在用益权的界定上，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没有轻易接受传统的用益权定义模式，其第1036条第2款规定，“用益权人在行使用益权时，应维持物的原来的经营上的用法，并依适当经营的规则处置物。”{18}
由此可见，法典没有直接对用益权进行定义，而是更务实地在用益权的行使上来讨论限制的问题。《德国民法典》第1036提出两方面的限制，“维持物的原来的经营上的用法”和“依适当经营的规则处置物”。
首先，“维持物原来的经营上的用法”意味着用益权人必须以物的经济用途来确定用益权人使用收益的范围，而不是传统的保持物的本质，强调了客体的经济内涵而非物理形态。但是同一个物可能拥有多种的使用方式，那么该如何确定用益权人的权限呢？在这里，法典以原所有权人的使用收益方式为标准，类似于罗马人所说的“遵照家父的习惯”，即以所有权人的个人的主观选择而不是社会的一般标准来确定用益权客体的经济用途。因此，原所有权人的对物的用益方式划分了用益权与所有权的边界，当用益权人在此范围内对物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时，可以排除任意第三人的干涉。
其次，必须“依适当经营的规则处置物”。与上一条所采用的个人主观标准不同，这一标准具有社会性，是以一般人对物的使用程度为标准。它与前者并不冲突，“遵循经济用途”是为了确定用益权人的使用收益的范围，判断它与所有权的边界所在，可以对抗一切人，而“依适当经营的规则”用于调整使用收益的程度，即在由原所有权人设定的经济用途的范围内，要求用益权人必须按照一般人的勤勉注意义务使用该物，只是用益权人和空虚所有权人的义务。因为单纯地维持物的经济用途，并不能保证目标物就能够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使得所有权人在重新取回其物时能够同样有效的使用收益。比如一辆货车被设立了用益权，用益权人用以运货，这遵循了原来的经济用途，但是如果他每次载货量都超出车的承载范围，即是违反了后一个准则，空虚所有权人可以制止其如此使用。
由此，《德国民法典》在用益权的行使的设计上，放弃了传统“保持物的本质不变”的限制，代之以经济用途的标准，并辅以一般社会勤勉注意义务为标准，以实现保持物的利用状态的目的。
（二）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与新的用益权定义
真正为用益权带来新的定义模式是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第981条规定：“用益权人对他人之物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是应该按照该物的经济用途进行使用。”{19} 明确地用“遵循物的经济用途”替代“保持物的本质不变”来界定用益权。需要注意的是，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遵循的是法国法的定义模式，其第477条的规定：“用益权是指如同本人是所有权人，享用所有权属于他人之物的权利，但负有在材料和形式上保持物的本质的义务。”{20} 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民法学者大都遵循了法国的理论路径，把物的材料和形式看作是必须保存的“物的本质”。只有少数学者开始反思这种定义的方式，帕多瓦和博洛尼亚的教授维内西安（Giacomo Venezian）是其中的佼佼者。
维内西安认为，一直以来，“本质”都被看作客体自身所包含的长久不变的要素，但从法律上看，物的本质并非仅仅是包含在客体中的一种属性，而应该被看作是所有权人与用益权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表现为原所有权人所选择的经济用途，也可以表现为所有权人与用益权人合意选择经济用途，甚至是法官介入时对经济用途的选择。因此，不能把物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客观不变的属性，而要求用益权人予以保持。{21} 他写道：“如果基于用益权的主要价值，基于用益物属性的需要，或者由于非用益权人的行为导致了物的结构或者生产方式变化，在归还时，所有权人可以要求用益权人对此承担责任，但不能要求用益权人保存物的本质。对于物的变化，无论是发生了变化或者增值，他不能就此起诉。”{22}
在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确定了新的定义后，学者们提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与维尼西安直接批判“本质”内涵的方式不同，20世纪的意大利民法学者巴尔贝罗（Barbero）从动词的角度鉴别“遵循经济用途”和“保存物的本质”：“遵循（rispetto）这一动词说明这种限制模式依赖于主体的行为，而‘保存（conservazione）这一动词强调了目标物的物理状态，在返还时必须与原来的客体在物理条件上的相符，但事实上对于客体的控制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不是主体能够决定的。”{23}
基于这种理念，我们看到在《意大利民法典》中，用益权的规定有了这几个方面上的突破：
第一，维持概念与具体规范的一致。在《法国民法典》中，在定义中规定了“保持物的本质”而后对于消耗物、树林、又分别规定了遵循物的经济用途，但在意大利民法中，则以第981条“遵循物的经济用途”作为一个统一的标准。第二，用益物的改良。改良通常涉及到用益物的外形改变，《法国民法典》规定即使用益物的价值提升，用益权人也不得要求赔偿。（《法国民法典》第599条）；而意大利民法典则明文允许对物的外形进行改变，只要不触及用途即可，并且可以要求所有权人承担改良的费用。（意大利民法典第985条）第三，用益权消灭。在用益权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客体由于第三人或者不可抗力而受到全面损毁时，他不必承担责任的，而且用益权也没有消灭，可以延伸到赔偿金或者替代品上。这种做法完全突破了罗马
法到法国民法典关于用益权消灭的规定。{24} 它包括这几种情形：第一，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灭失，用益权将转移到赔偿金上。（《意大利民法典》第1017条）第二，对于毁损建筑物的地基和建筑材料使用。（《意大利民法典》第1018条）第三，如果有购买保险的话，用益权可以转移到保险人赔付的保险金上。（《意大利民法典》第1019条）第四，在被征用或者征收时，用益权转移到相应的补偿金上。（《意大利民法典》第1020条规定）。在《意大利民法典》之后，《阿根廷民法典》也接受了这种用益权不随用益物的形体消灭而消灭的规定。（阿根廷民法第2936条）
四、对《澳门民法典》中用益权概念的梳理与解析
（一）对《澳门民法典》第1373条、第1382条和第1383条的梳理
《澳门民法典》第1373条、第1382条和第1383条分别从三个不同的方面规定了用益权行使的限制，“形式和本质”、“经济用途”、“形式、本质和经济用途”。虽然《澳门民法典》的摹本是《葡萄牙民法典》，但经过前文的私法史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三个术语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
[摘要]我国开征房产税的前提是财政民主、财政透明，在当前不规范的财政体制下，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理由并不能正当化房产税的征收，规避立法程序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征收房产税行不通，如果贸然大规模开征房产税，必然面临房产税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的疑问，将损害政府的合法性。我国地方政府摆脱财政困境，其出路在于大规模精减公务人员，重构分税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摆脱“生产建设型”政府的路径依赖，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财政民主化。
[关键词] 房产税 宪政 税收法定
[作者简介]高军（1972—），男，江苏淮安人，法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副教授，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近日，《经济日报》发表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文章，称有关方面正在研究逐步在全国推行房产税。同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的改革方向已被锁定”并表示在未来的新一轮财税改革中，房产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方向。[1]从种种迹向看，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房产税目前已呈箭在弦上之势。但是，正如美国最高法院约翰•马歇尔大法官所言，“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事实上国家征税所造成的财产减少，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数量上都是任何私人犯罪（如盗窃、抢劫）所望其项背的。[2]涉税无小事，征收之前必须明确为什么要征房产税?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关方面一直遮遮掩掩甚至讳莫如深，打压房价之说虽然冠冕堂皇，但在多次采取“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手段”均未奏效的情况下这个理由无疑显得较为苍白。显然，伴随后土地财政时期的到来，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源是房产税的主要目的。 但是开征房产税的初衷固然好——土地是有限的资源，靠卖地的土地财政是杀鸡取卵、不可持续的财政，开征房产税可以破解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困境，保证地方政府获得稳定的财源。不过到目前为止，所有给出的理由均是站在征税者的立场上考虑的，并没有考虑到纳税人的感受。毕竟房产税一旦开征是需要广大纳税人来负担的，而站在纳税人的立场，征收房产税则“兹事体大”，它直接侵犯的是纳税人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甚至可能直接威胁到普通纳税人的生存权。因此，在决定开征之前，必须厘清房产税的合理性、合法性等诸多问题。
一、开征房产税缘由之正当性质疑
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体现了政治和政府道德，国家不能以征税本身为目的，“当征税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国家和增进国家福利时，征税就变成了盗窃。”[3]作为一项基本的常识，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税存在的惟一理由就是作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对价而存在。“租税倘非出于公共福利需要者，即不得征收，如果征收，则不能认为是正当的租税”，[4]因此，国家征税权的正当性在于，纳税人期待税仅被用着提供公共服务或经纳税人同意的转移支付，唯如此，政府的权力才能被限制到合适的领域，这是有关税收的宪政逻辑。[5]而Alan Lewis则更是直接将“你付出了什么”和“你得到了什么”之间的联系称为“财政关系”。[6]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国家财政不同于一般追求赢利为目的的私人经济，它是一种以公益为价值取向的公共财政，奉行量出为入的原则，即依据公共事务决定征税事项。国家征税不能以取得超额收入为目的，其首要目的在于利用财政手段来达成维护国家独立与安定，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宁幸福。因此，宪政的财政逻辑是：政府必须首先根据公共服务的内容来确定财政支出的方向和总量，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财政收入的总量，并进一步确定所需征收的税收总量，如果当年税收超额完成，那么第二年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减税。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降低一个社会的宏观税负，减轻公民的负担。而如果由政府来决定征税，对食税者来说，必然是收的税越多越好，“在政府的所有权力中，征税权是最容易滥用的权力”,[7]在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约束的条件下，政府税制设计、税的征收过程中必然会倾向于实现税收的最大化，“开头微不足道，但是，如果不小心在意，税率就会很快翻倍，而且最终会到达没有人可以预见的地步，这合乎事物的本性。”[8]如果纳税人不能在宪政的框架内决定征税与用税事宜，最终不堪忍受苛捐杂税的结果唯有奋起搏命一途，“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起义、革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纳税人反叛。
笔者认为，在决定开征房产税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境之前，必须搞清楚的是：地方政府为什么会缺钱？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总体情况如何？我国财政整体状况如何？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总额分别是多少？财政支出项目是否必要与合理？地方政府缺钱是否必须通过征税来解决？在现有的财政规模下能否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以下疑问应当是合理的：“2010年我国7万多亿元的税收，11万多亿元的非税收入，加起来近19万亿元的政府收入”，[9]约占同年GDP的一半。如此庞大的财政收入为什么还不够用？我国社会公共事务需要投入的财政总额到底是多少？其中，中央与地方事务需要投入的财政又分别是多少？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政府并没有公布相关的准确数据，甚至各级人大代表在表决政府预算时亦不能明悉相关数据，这难免让人困惑：既然不知道需要支出多少财政，又谈何开征新税呢？
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规定国民应缴纳若干财产、应保留若干财产更需要智慧与谨慎”，[10]国家征税必须培养税源并衡量人民的纳税能力，不得侵及纳税人最低生存权，如果政府征税过多，不但不能成为纳税人自由与财产的保障，甚至极有可能走向反面。事实上，目前，我国纳税人负担已经非常沉重，姑且不论福布斯纳税人痛苦指数排名上我国连年居于前列，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社会，只需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切身体验，应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一点。人们完全有理由发出这样疑问：既然地方财政困难，为什么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数量越来越膨胀？为什么还存在着数额庞大的“三公消费”？解决财政困境为什么只想到了加税而不从精减人员和杜绝“三公消费”入手？
二、开征房产税途径之正当性质疑
税法本质上是侵权法，税收直接威胁到公民的宪法财产权，因此必须严格限制政府征税的权力，“如果行政者有决定国家征税的权力，而不是限于表示同意而已的话，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样行政权力就在立法最重要的关键上成为立法性质的权力了。”[11]税收法定与罪刑法定是宪政的两项基本原则，在自由民主法治社会中是保障公民财产自由与人身自由之武器。
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虽然对此处的“法律”应解释为狭义的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制订的法律，还是广义的法律尚缺乏权威的解释，但根据宪政的一般原理，依合宪解释应理解为狭义的法律，更何况《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了“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我国税收法定原则是通过《税收征收管理法》确定的，该法第3条第1款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但该款同时还规定了“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另外，《立法法》第9条也规定了“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不过，为防止被授权机关滥用权力，《立法法》第10条规定了，“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因此，根据以上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开征房产税难以绕过立法环节。
事实上，当前热议的房产税其最初的名称是物业税。长期以来，在中国房地产领域，与房地产有关的税收包括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营业税和所得税，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收费，其繁杂程度举世无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也就是说，房产税最初的定位是物业税，其初衷是为了规范房地产领域的税费体系，即把开发环节和流通环节的税向持有环节转移，是一个税收转移的问题。但物业税的征收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通过人大立法开征新税并非易事，因此有关部门就想起了长期被搁置的房产税， 意图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物业税穿上房产税的马甲而横空祭出，其隐含的逻辑是：虽然《房产税暂行条例》第5条中明确规定了 “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但这里用的是“免纳”一词，似乎本该征收的，未征收是立法机关的一种“恩赐”，现在随着形势的变化，决定开始征收是名正言顺的。不过，由于这部《条例》颁行已26年，其制订所依据的《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早已废止，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均存在疑问。为绕开立法环节，2012年1月17日国务院在其颁发的《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第76条规定，“将《房产税暂行条例》第8条中的《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修改为《税收征收管理法》”。表面上看来，国务院此举似乎清除了房产税征收的障碍，下一步只需要将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的“恩惠” 取消即可顺理成章的开征。
以上谋划可谓是“深思熟虑”，但笔者认为此乃机巧而非正道，征收房产税乃涉及国计民生、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之大事，必须走煌煌正道。必须认识到，长期以来我国税收法制领域行政立法独大而法律式微的状况 实际上背离了法治，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其根源在于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不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国企业”。从《决定》的名称和内容中，明显可以看出：（1）税收领域的授权立法，仅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阶段一种过渡性的权宜安排；（2）该《决定》包含的授权目的与范围过于宽泛，不符合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属于典型的空白授权条款，事实上赋予了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务院过大的税收立法权——自然，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征税事项，其后果必然是税越来越重。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以及依法治国实践的推进，限制国家征税权力以保护公民财产权、保护市场经济的创新与活力已成为当前紧迫的时代命题。《立法法》第11条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到目前为止，《房产税暂行条例》已“暂行”了26年，期间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广泛、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法治”、“人权保障”、公民财产权保护等条款已通过修正案形式入宪，民主法治已蔚然成为时代的潮流，制定法律的条件还不成熟似乎怎么也说不过去。更何况，在2009年6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决定，废止了全国人大常委会1984年《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这次会议同时还要求国务院尽快将此前依据该授权决定而制定的税收法规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以制定相应的法律。因此，从程序上讲，试图回避税收立法程序，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征收房产税行不通。
三、当下开征房产税的后果分析
首先，借打压房价的理由开征房产税将严重损害政府诚信。近年来，房价高昂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诸多手段打压房价，但政府认定房价上涨过快的原因在于有人投机炒房和开发商哄抬房价，因此数次采取的房价调控政策的重点主要落脚在提高首付、征收交易税、征收土地增值税，甚至采取了合法性受到质疑的“限购令”的方式，[12]但是由于方向错误， 所开的药方只能治标而不治本，最多只是暂时扼制了房价疯涨的势头，离预期的房价下降还有较大的距离。事实上，征收房产税的思路，仍是一种与“限购令”类似的、靠打压需求来迫使商品价格稳定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我国目前的房地产体制下，房产税背后的真实逻辑其实是：政府垄断土地交易一级市场，房产商垄断商品房开发市场，政府以低价夺地，然后以高价拍地，对房地产开发收取名目繁多税费，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飙升， 再以抑制高房价为理由开征房产税。笔者认为，寄希望于通过房产税打压房价，实无异于缘木求鱼，作为一个基本的常识，任何与房子交易和持有有关的税收一定会推高房价，房产税一定会体现在租金或房价中由租房者、购房者承担。在当前不明确房产税开征的目的，而且未对目前已经存在的与房地产有关的税费进行清理的情况下贸然开征，征收之后租房价格必然也将水涨船高，届时买不起房的人甚至可能连租也租不起了。 因此，必须警惕那种借公众对高房价深恶痛绝的情绪以及打压房价的呼声，为地方政府开拓一个取之不尽的税源的做法，借民粹思想来趁机征税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一旦无法兑现打压房价的承诺，而公众又切切实实的多了一项沉重的税收负担，最终必将导致民怨沸腾，使政府的信用扫地。
其次，贸然开征房产税将引发有关税负公平的道德风险。公平纳税是税法的基本原则，它源于税的事物本质，集中体现了税的内在法理与精神，深受古今中外学者的推崇并为当代许多国家的宪法所明文确立，税负公平原则已成为各国制定税收制度的首要选择。[13]我国开征房产税，必须解决房产税公平纳税的问题。但是，目前我国房地产领域的情况非常复杂，光住房的类型就有很多种——单位福利房、公租房、商品房、小产权房、自有宅基地房、集资房、军产权房等等，不一而足，让人眼花缭乱。这些房产的权利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对形形色色权利不平等的房产究竟该如何征税？此外，单从技术方面来讲，征收房产税就面临很多困难：是按人均面积征收还是按套数征收？是针对新增商品房征还是现有存量房均予征收？房子坐落的位置在市中心还是郊区，不管房屋新旧，不管楼层高低，不管配套设施差距是否一视同仁征收？等等，这些都必须由全社会经过充分的讨论达成共识后以立法的形式来确认。但是在我国，官员财产申报提了多年，至今尚且“在技术上做不到”，而在全国范围内要调查每家每户有几套房产、人均占有多少面积以及对每座房产进行估值，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以及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这是一个比官员财产申报更复杂的任务，从逻辑上讲似乎更不可能完成。特别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的国情下，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一旦开征房产税，具体操作中房价估值完全有可能会向权势者偏移，权势者定会有逃避房产税的办法，最终房产税极可能沦为落在普通人身上的沉重负担——事实上，翻开任何一部中国赋税史，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不绝于书的。
第三，征收房产税将极大加重普通纳税人的负担。一直以来，“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是有关部门宣称征收房产税的一个重要理由。但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目前所要征收的房产税与西方的房产税实际上并非同一概念。确实，西方国家一般都有房产税这一地方税税种，但问题在于西方国家一般以透明的直接税为主体税制结构，房产税是直接税，它直接针对房产而征收，房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土地使用权的增值上，而西方国家的纳税人是拥有房屋土地永久产权的。此外，在西方国家，房产税征收的目的在于为地方居民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其征收与使用均为透明，纳税人有权随时进行查询和监督。我国情况不同于西方，我国是以不透明的间接税为主体税制结构，纳税人负担本已沉重，更何况我国实行特殊的土地国有政策，居民所购买的房产只有70年的土地使用权期限，房价中已经包含此前开发商为取得该土地开发资格而交纳的巨额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亦即购房者已交过直接税性质的土地租金，再征收房产税无疑属于重复征税，在制度上无法自圆其说。近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已通过房地产手段吸取了巨额的民间财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征税不得侵犯纳税人生存保障，这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政府道义上的责任。如果房产税未经充分的公开博弈达成整个社会的共识而率尔出台，将有可能会极大的加重普通纳税人的负担，进而动摇社会和谐的基础。此外，由于当前中国实行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个人投资的渠道非常窄、股市的长期低迷与掠夺、长期的通货膨胀造成银行存款实际的负利率等因素的存在，决定了目前在中国实际能够资产保值的财产主要是房产，如果全面普遍地征收房产税，将可能发生动摇全社会资产基础的危险。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贫富悬殊的存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官员或富人而言，可以或凭借权势逃避征税、或根本不在乎征那点税、或通过房屋出租将房产税转嫁、或干脆“用脚投票”将包括房产在内的资产出卖转移资金到海外， 但房产税对于已拥有住房的普通人来说则是实实在在的负担。而且，开征房产税势必将增加征税成本，最终这些成本将会转嫁到纳税人身上。在目前征税与用税均不透明，甚至连公众深恶痛绝、饱受诟病的巨额“三公消费”都无法扼制的财政体制下，征收直接税性质的房产税，将极大的刺激纳税人的“税痛”，纳税人必然产生“我纳税，你享乐”的强烈抵触情绪，并采取各种方式逃避缴纳甚至公然拒绝缴纳，如果强制执行，可能存在诱发大规模社会冲突的风险。
四、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危机之正道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政府财政收入连年超GDP增幅而不断攀升。不过，虽然财政收入总额巨大，但地方政府却普遍出现了财政困境。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遂兴，一些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占了地方财政收入半数甚至更多，形成“房价绑架财政”局面。地方政府强力征地、拆迁遭至了激烈的社会反抗，造成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近期以来，由于“限购令”等房价调控措施的采取，房地产交易萎靡，带来地方政府土地频频流拍，地方政府遭遇财政危机。继续维持高房价以保持土地财政格局固然不可取，因为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土地财政本质上是一种掠夺型、不可持续的财政，但是否就必须以房产税来代替，笔者认为结论并非如此简单。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阶段，很多体制性缺陷充分暴露出来，出现了政府权力日益扩张、社会不同阶层贫富差距过大、纳税人负担过重、群体性事件频发等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值得警惕的是，目前存在着两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其一，几乎每出现一个社会问题，政府首先就会想到用增税来解决，这似乎已形成了政府的思维惯性与解决问题对策的“路径依赖”，而较少顾及民众的负担和税收法定的宪政原则。本质上这是一种行政本位与功利主义思维，它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对社会治理的理性化、法治化建设是极为有害的。其二，与西方国家议员们通常竭力抵制政府开征新税的做法不同的是，近年来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也非常热衷建议开征新税，实际上这是一种严重的角色错位与背离。[14]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由政府来实际掌握征税的权力、决定征税事项，必然是重税的结果，因为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的欲望一定是无止境的。但是，在社会转型各种矛盾尖锐的时期，加税必须格外慎重，因为重税将极有可能压垮社会经济和突破民众的忍耐底线，使社会陷入动乱。笔者认为，解决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当务之急在于推进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改革，通过大规模精减人员来解决长期以来“吃饭财政”所造成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问题，根本之道则在于：
1、重构分税制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1993年中央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分税制型塑了一个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央地财政关系，中央政府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财多而事少，地方政府则反之即财少而事多。实践证明分税制缺陷明显，与地方财政普遍捉襟见肘相对的是，近年来国家部委、国有大企业纷纷表现得财大气粗，“天价装修”、为完成预算每年年终突击花钱、以及国有投资企业海外投资失误导致巨额亏损等这类事件经常见诸报端。虽然每年我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额巨大，但对本质上属于宪政基本问题的财政转移支付事项却至今尚未实现法治化，实践中的随意化、不规范的操作，事实上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催生了“驻京办”、“跑部钱进”等腐败现象。纳税人完全有理由发出这样的疑问：地方政府没钱，直接原因在于分税制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合理，那为什么不可以进行宪政的意义上的重构？
2、确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摆脱政府投资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思维影响，我国政府是计划投资型政府，奉行的是依靠政府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存在着天生的缺陷：首先，经济学理论以及人类社会长期的实践已充分证实，政府利用资源的效率必然低于个人支配、利用资源的效率。如果政府征收的税收过重，必然会产生国富民穷的后果，过多的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对社会而言并非幸事，至少降低了全社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政治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政府不同于市场，政府的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果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必将利用自身的政策制订者的地位产生垄断，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与政府巨额投资相伴随的必然是普遍的低效甚至无效以及贪污、浪费等政府工程病。因此，宪政主义要求，政府的职能必须是有限的，社会和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动用税款来解决。因此，在法治社会中，政府正确的角色定位不是赤膊上阵与民争利，而是提供包括公平的市场交易规则、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等在内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促进市场的发展，培植税基，通过法定的税收来源源不断获得财政收入。
3、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实现财政的民主化。现代税收的法理基础是税收契约论，税收被理解为收入和支出的混合体，税收的用途必须严格限定在为社会共同体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上，“如果在赋税收入的使用上没有任何限制，这种收入就与政府中决策制定者的个人所得毫无二致”，[15] 而Wicksell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是期望政府利用税收来提供财货与劳务，以取得一些利益；在制宪前或制宪后没有一个人愿意付税”。[16]事实上，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涉税的事项均由纳税人来决定，奉行“以支定收”，即每个年度都由议会来具体讨论钱花在哪里、怎么花、花多少之后，再决定征多少税。纳税人纳税后，依法享有公共物品请求权与使用权，以及对税收收支情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但遗憾的是，在我国，受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将税收理解成权力关系，在财政理论方面奉行的是国家分配论，我国各级政府实际上是“以收定支”，收多少花多少，甚至以多征税作为业绩炫耀，而税款花在哪里则根本无需向纳税人汇报。当前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众民主法治意识高涨，公众已普遍意识到政府的税收来自于纳税人的财产，是纳税人供养了政府而非相反，基于每个人的自身体验，公众并不相信政府组成人员是什么“道德超人”，已不再满足于税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仅仅停留在“宏大叙事”的宣传层面，要求重大的涉税事项必须由广大纳税人来决定，并通过具体化、可操作的法律程序来保障，而不能靠“党性自觉”或“政府父爱主义”式的施舍。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应当大力进行预算的民主化与公共化改革，进而推动公共财政的完善，真正的实现人大代表对征税与用税的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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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发表在《地方财政研究》2013年第7期，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谢谢！
－－从罗马法到《澳门民法典》的考察
肖俊 厦门大学法学院 博士
内容提要: 对于用益权定义中“物的本质”存在着多种解释，它在不同的理论中分别意味着“形态”、“实质”以及“经济用途”。《澳门民法典》同时采用了这三个要素来界定用益权，但忽略了其中存在的冲突与重迭。通过对用益权概念从罗马法到当代民法的考察，可以发现遵循物的经济用途是最有效的界定模式。
引言
《澳门民法典》第1373条规定了用益权的定义：“用益权系指对属于他人之一物或一项权利在一段期间内全面享益，而不改变其形态和实质的权利”。{1} 在这个定义中，“不改变形态和实质”这一限制条件对平衡用益权人和所有权人的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权利人可以对物或者权利进行全面使用和收益，但负有不改其形态和实质的义务，因此在用益权结束后，所有权人可以获得没有受到减损之物。
但问题是：如何界定用益物的“形态”和“实质”？这是一对哲学内涵很重的词语，含义宽泛，确定它们在用益权中的具体含义，使之足以明晰地作为用益权人的行为规范，是理解这一规则的首要问题。对它们的界定还涉及到其他条文的解释问题。第1382条提到用益权的行使问题，必须顾及“该物或权利之经济用途”。{2} 既然1382条和1373条都是关于用益权行使的问题，那么该如何分清“不改变形态和实质”与“顾及经济用途”两者的关系？同样涉及这一问题的还有第1384条，它谈到用益权人对于客体改良限制包括了：外形、实质和经济用途三要素。{3} 同样是针对用益权的权限，为什么在定义中以“不改变形式和实质”为标准，在行使中以“经济用途”为标准，而用益物的改良却是以“不改变物的形态、实质或者经济用途”为标准？
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在于梳理三者关系，为用益权概念确立一个核心的界定标准，使得权利人可以有效利用物，同时能够保障所有权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罗马法的起源入手，分析传统用益权概念的内涵；其次，研究现代大陆法系民法典对它的继受、解释和修正，最后，在此基础上，梳理澳门民法典第1372条、第1382条以及1384条之间的关系，为用益权概念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罗马法中用益权概念的辨析
（一）对文本 D.7, 1, 1的还原
《学说汇纂》第7卷“论用益权（De usu fructu）”的第一个文本（D.7, 1, 1）即是关于用益权的定义：“用益权是对他人之物进行使用收益，并保持物的本质的权利。”{4} 它摘录自古典时期的法学家保罗（公元3世纪，塞维鲁斯皇帝时期的法学家）的作品《维特流斯评注》，因而也被看作是罗马古典法学家对于用益权所作定义。{5}
但当代意大利罗马法学者迪．马佐（Di Marzo）经过考据，认为这一文本受到了后来编撰者的添加（公元5世纪初）。D.7, 1, 1的拉丁文表述是：“Usus fructus est ius alienis rebus utendi fruendi salva rerum substantia”，从行文的风格上看，它存在着这样的疑点：紧随在第一个 rebus（拉丁语res的夺格，“物”的名词）之后，又出现rerum（res的属格，表示“物的”），有赘述的嫌疑，可能经过了编撰者特里波尼安的添加。与此同时，与保罗同时代的法学家乌尔比安有近似文本留存：“根据市民法，只有在享用中能保持其本质的物才能被遗赠用益权”（Ususfructus legari potest iure civili earum rerum, quarum salva substantia utendi fruendi potest esse facultas）。其中，他用代词quarum（表示“它的”）来替代之前的rerum（res的属格，表示“物的”），行文简洁，更符合古典时期的文风。{6}
在乌尔比安的文本中“保持物的本质”仅仅指的是物的客体是不可消费物，不随着使用而消灭，并非如现代所理解的一样是对权利的限制。当代意大利罗马法学家格罗索（Giusseppe Grosso）认为，优士丁尼的编撰者如此修改保罗文本的原因是：在古典法中，用益权是通过程序中所规定的套语de usus fructu（使用与收益）来理解，但是在优士丁尼法中，程序诉讼已经消灭，用益权的内涵不再通过诉讼模式予以确定，有必要从实体权利的角度来把握它，因此编撰者们选择对保罗的文本进行改造。{7}
（二）罗马法中用益权的限制模式研究
问题是，在《学说汇纂》中，“保持物的本质”这一术语从来没有用来解决任何有关用益权的实际问题。通过对《学说汇纂》第7卷各个文本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罗马法学家善于为每一种客体确定用益权的权限，无论是房屋、树木、还是奴隶，他们都能为之划定使用和收益的范围。在判断是否滥用用益权的思考中，法学家主要采用了这两种标准：
第一，不改变外形。它指的是用益权人的使用收益以不影响物的外形为限。这典型地体现在房屋上，禁止用益权人改变房屋的结构：（1）禁止改变房屋的外形，禁止加高，即使这不会损害到房屋的采光；（2）不能改变内部格局，不能打通或者分割房屋，设置过道，改建大厅等基本的结构形式；（3）增加门和窗户。甚至为它进行有益的装修也是不允许的，内拉蒂（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法学家）说到：因为即使这改善了物的状态，使得房屋变得更好，但根据他的权利，他是不能如此行事，更新与把物保持在良好的状态是不同的（D.7, 1, 44）他还说“即使把物的外形改变的更好，也是对它的破坏。（D.7, 8, 23）”
第二，不改变用途。这是另外一种限制模式，它要求用益权人必须按照原所有权人的行使方式来使用收益。乌尔比安说：“不能滥用被遗赠了用益权的奴隶，必须根据他们的属性（secondum codicionem eorum）进行使用。因为，如果把一个书籍抄写员送到乡间去运送大堆的石灰，让演员去澡堂工作，让作曲家看门，或者来自运动场的角斗士清扫公告厕所，这被看作是对他人所有物的滥用。（D.7, 1, 15, 1）”类似的情形还有，住宅只能居住不能被该做驿站（D.7, 13, 8），林荫道只能用来散步，而不能被用来种菜（D.7, 13, 4）。如果用益权人将一匹赛马作为驮马出租，获得的租金不属于孳息，而且会导致用益权消灭（D.7, 1, 13, 7）。
显然，在后一种标准下，权利人的权限范围更大。而在经济用途作为标准的情形下，用益权人可以为提高物的价值而对物进行部分的改变，只要不损害物的经济用途即可，但前者却禁止改变。因此如果一块农地下埋藏着矿藏，乌尔比安认为用益权人可以进行开发。{8}在对矿藏的开发中，用益权人就不仅是单纯的使用收益土地，而且涉及到了部分处分权能。与此类似的情形是对于衣服的用益权。古典法学家彭波尼（公元2世纪中后期的法学家）说在用益权结束后，如果衣服磨损了，在他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返还了这件破旧的衣服后，就不用承担责任（D.7, 9, 9, 3）。由此可见，在很多情况下，物的形态是可以改变的，只有经济用途才是唯一的限制标准。
当代的罗马法学者认为，这两种标准体现出了不同时期罗马法学家对用益权认识的差异。前者代表了一种共和晚期的法学思想（公元前1世纪左右），那时对于用益权的限制更为严格；而乌尔比安的观点则体现了在三个世纪之后的用益权的发展情形，在塞维鲁斯皇帝时期，这种严厉的限制已经被打破，只要求用益权人不改变物的经济用途即可。{9}
二、法国民法典对于 D.7, 1, 1的继受与解释
（一）法国民法的继受与解释
虽然能够从具体的案例中归纳出罗马法用益权的权限范围，但事实上罗马人的文献中并没有一般性地概括出“保持用途”或者“不改变外形”这类说法。因此尽管D.7, 1, 1这个概念没有实际的操作意义，但它所采用的属加种差的结构，满足了现代民法典所追寻的理性表达，因而倍受推崇。《法国民法典》完全接受这一定义模式，其578条规定：“用益权是对他人所有之物，如同本人是所有人，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用益权人应负责保存物的本质（conserver la substance）。”{10} 《学说汇纂》的编撰者从来没有对什么是“物的本质”做出过解释，但随着这一概念进入民法典，现代法国法学家们不得不承担起这个任务。
中世纪的法学家巴托鲁斯曾经说过，根据哲学，本质使得物区别于另一个物；法学家却是通过实质性的形式来区分一物与另一物。根据这种实质性的形式，人们可以对物进行命名。所谓失去本质，即是物失去原来的名称而转变为另一种名称。{11} 在巴托鲁斯的理论中，在用益权中所谓的本质与其在哲学上的含义是不同，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实质性的形式”，因为它决定了社会对于物的认识，当物的实质外形改变就会获得不同的社会认知，其本质就改变了。
这种思路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法国的注释法学家，他们也主要是从“外在的形式”入手来理解“物的本质”。虽然从哲学意义上看，两者是截然相反的一对范畴，但从法学的角度，只有通过触手可及的外形才能把握渺不可及的本质。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各家的观点偏重点不同，有的强调物理意义上的外形，有的则侧重经济意义上的外形。
第一部《法国民法典》评注书的作者图里艾（Toullier）认为：在用益权中，物的本质与外形都需要保护 {12} 。随后的学者德尔文科（C. Delvincourt）和杜兰顿（F. Duranton）也持相似观点。{13} 杜兰顿说：“在用益权的定义中，本质这个词比起通常的使用有着更宽泛的意义。事实上，正如人们所看到的，用益权不该仅仅只是保持物的本质，或者说这种权利所依托的材料，没有人应该只是完整保存本质而不顾及与内在相混合的外部形体；应该保存那些有意义和价值的材料和属性，因此，也应该同样保护外形，虽然外形不是本质；但是物的价值常常依赖于它的外形。”{14} 与此类似的是《根据扎恰利尔方法的法国民法教程》的作者奥布瑞和劳，他们甚至略过材料与外形的思辨，直接把物的本质定义为外形。所谓保持物的本质，就是用益权人不可以改变物的外形。
德莫隆博（Demolombe）综合利用了各种元素来解释“物的本质”。他说：“对于法学家而言，本质是构成物体的特性的总和，这些属性使物具有一定的形态和名称它们也依此形态和名称而被归属于具有共同实质性特征的某一种类，例如房屋、钟表；总而言之，依此形态和名称，它们专门适用于某一用途，提供特别的服务以满足于人类的需要。”{15} 由此，他从物的外形和名称中推导出了用途这一要素，认为具有特定形式和名称并满足于特定的用途即是物的本质，最为深刻地勾勒出用益权的内涵。
（二）当代法国司法实践中的解释趋势
除了用益权的定义外《法国民法典》中大多数用益权的规范都来源于古典法学家乌尔比安的《萨宾评注》第17卷和第18卷的内容，所以整体上看，会出现抽象概念和具体规范间的脱节问题。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法国民法典》中。因为在具体规则中，常常是以经济用途作为用益权的限制标准。比如《法国民法典》第589条，针对可消耗物，{16} 提出了“遵循其用途”的表达：“如用益权包括虽然不是当即消耗，但因使用而逐步损耗之物，如衣服、动产家具等，用益权人有权按照此种物品的用途使用。”此外，还有与遵循经济用途相类似的，“遵循原所有权人习惯”这种表达，《法国民法典》分别在第590条、第591条、第593条和第594条就树木的采伐和矿产的挖掘提出了“遵循原所有权人习惯”的要求。而《法国民法典》第623条也规定物的外形的改变不会消灭用益权。“如果设定用益权之物一部分被毁，用益权对该物的其余部分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法国民法典》第578条规定的“物的本质”看做是物的外形和质料的话，不可避免会得出物的本质已发生改变，所以用益权应该消灭的观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官逐渐把“物的本质”解释为经济用途。比如法国最高法院第三民事庭1968年12月的一项判决认定：用益权人将用作休闲的房屋改作商业房屋，即是违反了第578条“保存物之本体的规定”的表现。{17} 相似的还有1975年6月，最高法院第三民事法庭的判决：“用益权人就本来是做其他用途的场所订立商业租约，这本身就构成对用益权目标物本体的损耗”。都是直接把物的本质（本体）看作是经济用途，甚至在客体的形态保持与经济用途发生冲突时，法官也允许用益权人改变客体以实现用益物的经济目的：“在原财产上增添新建筑并因此提高了原财产的价值，或者新建筑使原本开始但尚未竣工的楼房完工，或者扩大了原有的建筑面积，此种新建筑应视为对财产的改善。
三、二十世纪的用益权定义模式转向
（一）《德国民法典》在用益权定义上的转向
在用益权的界定上，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没有轻易接受传统的用益权定义模式，其第1036条第2款规定，“用益权人在行使用益权时，应维持物的原来的经营上的用法，并依适当经营的规则处置物。”{18}
由此可见，法典没有直接对用益权进行定义，而是更务实地在用益权的行使上来讨论限制的问题。《德国民法典》第1036提出两方面的限制，“维持物的原来的经营上的用法”和“依适当经营的规则处置物”。
首先，“维持物原来的经营上的用法”意味着用益权人必须以物的经济用途来确定用益权人使用收益的范围，而不是传统的保持物的本质，强调了客体的经济内涵而非物理形态。但是同一个物可能拥有多种的使用方式，那么该如何确定用益权人的权限呢？在这里，法典以原所有权人的使用收益方式为标准，类似于罗马人所说的“遵照家父的习惯”，即以所有权人的个人的主观选择而不是社会的一般标准来确定用益权客体的经济用途。因此，原所有权人的对物的用益方式划分了用益权与所有权的边界，当用益权人在此范围内对物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时，可以排除任意第三人的干涉。
其次，必须“依适当经营的规则处置物”。与上一条所采用的个人主观标准不同，这一标准具有社会性，是以一般人对物的使用程度为标准。它与前者并不冲突，“遵循经济用途”是为了确定用益权人的使用收益的范围，判断它与所有权的边界所在，可以对抗一切人，而“依适当经营的规则”用于调整使用收益的程度，即在由原所有权人设定的经济用途的范围内，要求用益权人必须按照一般人的勤勉注意义务使用该物，只是用益权人和空虚所有权人的义务。因为单纯地维持物的经济用途，并不能保证目标物就能够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使得所有权人在重新取回其物时能够同样有效的使用收益。比如一辆货车被设立了用益权，用益权人用以运货，这遵循了原来的经济用途，但是如果他每次载货量都超出车的承载范围，即是违反了后一个准则，空虚所有权人可以制止其如此使用。
由此，《德国民法典》在用益权的行使的设计上，放弃了传统“保持物的本质不变”的限制，代之以经济用途的标准，并辅以一般社会勤勉注意义务为标准，以实现保持物的利用状态的目的。
（二）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与新的用益权定义
真正为用益权带来新的定义模式是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第981条规定：“用益权人对他人之物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是应该按照该物的经济用途进行使用。”{19} 明确地用“遵循物的经济用途”替代“保持物的本质不变”来界定用益权。需要注意的是，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遵循的是法国法的定义模式，其第477条的规定：“用益权是指如同本人是所有权人，享用所有权属于他人之物的权利，但负有在材料和形式上保持物的本质的义务。”{20} 这一时期的意大利民法学者大都遵循了法国的理论路径，把物的材料和形式看作是必须保存的“物的本质”。只有少数学者开始反思这种定义的方式，帕多瓦和博洛尼亚的教授维内西安（Giacomo Venezian）是其中的佼佼者。
维内西安认为，一直以来，“本质”都被看作客体自身所包含的长久不变的要素，但从法律上看，物的本质并非仅仅是包含在客体中的一种属性，而应该被看作是所有权人与用益权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表现为原所有权人所选择的经济用途，也可以表现为所有权人与用益权人合意选择经济用途，甚至是法官介入时对经济用途的选择。因此，不能把物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客观不变的属性，而要求用益权人予以保持。{21} 他写道：“如果基于用益权的主要价值，基于用益物属性的需要，或者由于非用益权人的行为导致了物的结构或者生产方式变化，在归还时，所有权人可以要求用益权人对此承担责任，但不能要求用益权人保存物的本质。对于物的变化，无论是发生了变化或者增值，他不能就此起诉。”{22}
在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确定了新的定义后，学者们提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与维尼西安直接批判“本质”内涵的方式不同，20世纪的意大利民法学者巴尔贝罗（Barbero）从动词的角度鉴别“遵循经济用途”和“保存物的本质”：“遵循（rispetto）这一动词说明这种限制模式依赖于主体的行为，而‘保存（conservazione）这一动词强调了目标物的物理状态，在返还时必须与原来的客体在物理条件上的相符，但事实上对于客体的控制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不是主体能够决定的。”{23}
基于这种理念，我们看到在《意大利民法典》中，用益权的规定有了这几个方面上的突破：
第一，维持概念与具体规范的一致。在《法国民法典》中，在定义中规定了“保持物的本质”而后对于消耗物、树林、又分别规定了遵循物的经济用途，但在意大利民法中，则以第981条“遵循物的经济用途”作为一个统一的标准。第二，用益物的改良。改良通常涉及到用益物的外形改变，《法国民法典》规定即使用益物的价值提升，用益权人也不得要求赔偿。（《法国民法典》第599条）；而意大利民法典则明文允许对物的外形进行改变，只要不触及用途即可，并且可以要求所有权人承担改良的费用。（意大利民法典第985条）第三，用益权消灭。在用益权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客体由于第三人或者不可抗力而受到全面损毁时，他不必承担责任的，而且用益权也没有消灭，可以延伸到赔偿金或者替代品上。这种做法完全突破了罗马
法到法国民法典关于用益权消灭的规定。{24} 它包括这几种情形：第一，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灭失，用益权将转移到赔偿金上。（《意大利民法典》第1017条）第二，对于毁损建筑物的地基和建筑材料使用。（《意大利民法典》第1018条）第三，如果有购买保险的话，用益权可以转移到保险人赔付的保险金上。（《意大利民法典》第1019条）第四，在被征用或者征收时，用益权转移到相应的补偿金上。（《意大利民法典》第1020条规定）。在《意大利民法典》之后，《阿根廷民法典》也接受了这种用益权不随用益物的形体消灭而消灭的规定。（阿根廷民法第2936条）
四、对《澳门民法典》中用益权概念的梳理与解析
（一）对《澳门民法典》第1373条、第1382条和第1383条的梳理
《澳门民法典》第1373条、第1382条和第1383条分别从三个不同的方面规定了用益权行使的限制，“形式和本质”、“经济用途”、“形式、本质和经济用途”。虽然《澳门民法典》的摹本是《葡萄牙民法典》，但经过前文的私法史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三个术语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
[摘要]我国开征房产税的前提是财政民主、财政透明，在当前不规范的财政体制下，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的理由并不能正当化房产税的征收，规避立法程序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征收房产税行不通，如果贸然大规模开征房产税，必然面临房产税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的疑问，将损害政府的合法性。我国地方政府摆脱财政困境，其出路在于大规模精减公务人员，重构分税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摆脱“生产建设型”政府的路径依赖，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财政民主化。
[关键词] 房产税 宪政 税收法定
[作者简介]高军（1972—），男，江苏淮安人，法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副教授，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近日，《经济日报》发表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文章，称有关方面正在研究逐步在全国推行房产税。同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的改革方向已被锁定”并表示在未来的新一轮财税改革中，房产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方向。[1]从种种迹向看，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房产税目前已呈箭在弦上之势。但是，正如美国最高法院约翰•马歇尔大法官所言，“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事实上国家征税所造成的财产减少，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数量上都是任何私人犯罪（如盗窃、抢劫）所望其项背的。[2]涉税无小事，征收之前必须明确为什么要征房产税?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关方面一直遮遮掩掩甚至讳莫如深，打压房价之说虽然冠冕堂皇，但在多次采取“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手段”均未奏效的情况下这个理由无疑显得较为苍白。显然，伴随后土地财政时期的到来，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源是房产税的主要目的。 但是开征房产税的初衷固然好——土地是有限的资源，靠卖地的土地财政是杀鸡取卵、不可持续的财政，开征房产税可以破解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困境，保证地方政府获得稳定的财源。不过到目前为止，所有给出的理由均是站在征税者的立场上考虑的，并没有考虑到纳税人的感受。毕竟房产税一旦开征是需要广大纳税人来负担的，而站在纳税人的立场，征收房产税则“兹事体大”，它直接侵犯的是纳税人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甚至可能直接威胁到普通纳税人的生存权。因此，在决定开征之前，必须厘清房产税的合理性、合法性等诸多问题。
一、开征房产税缘由之正当性质疑
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体现了政治和政府道德，国家不能以征税本身为目的，“当征税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国家和增进国家福利时，征税就变成了盗窃。”[3]作为一项基本的常识，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税存在的惟一理由就是作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对价而存在。“租税倘非出于公共福利需要者，即不得征收，如果征收，则不能认为是正当的租税”，[4]因此，国家征税权的正当性在于，纳税人期待税仅被用着提供公共服务或经纳税人同意的转移支付，唯如此，政府的权力才能被限制到合适的领域，这是有关税收的宪政逻辑。[5]而Alan Lewis则更是直接将“你付出了什么”和“你得到了什么”之间的联系称为“财政关系”。[6]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国家财政不同于一般追求赢利为目的的私人经济，它是一种以公益为价值取向的公共财政，奉行量出为入的原则，即依据公共事务决定征税事项。国家征税不能以取得超额收入为目的，其首要目的在于利用财政手段来达成维护国家独立与安定，促进国民生活的安宁幸福。因此，宪政的财政逻辑是：政府必须首先根据公共服务的内容来确定财政支出的方向和总量，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财政收入的总量，并进一步确定所需征收的税收总量，如果当年税收超额完成，那么第二年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减税。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降低一个社会的宏观税负，减轻公民的负担。而如果由政府来决定征税，对食税者来说，必然是收的税越多越好，“在政府的所有权力中，征税权是最容易滥用的权力”,[7]在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约束的条件下，政府税制设计、税的征收过程中必然会倾向于实现税收的最大化，“开头微不足道，但是，如果不小心在意，税率就会很快翻倍，而且最终会到达没有人可以预见的地步，这合乎事物的本性。”[8]如果纳税人不能在宪政的框架内决定征税与用税事宜，最终不堪忍受苛捐杂税的结果唯有奋起搏命一途，“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起义、革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纳税人反叛。
笔者认为，在决定开征房产税来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境之前，必须搞清楚的是：地方政府为什么会缺钱？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总体情况如何？我国财政整体状况如何？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总额分别是多少？财政支出项目是否必要与合理？地方政府缺钱是否必须通过征税来解决？在现有的财政规模下能否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以下疑问应当是合理的：“2010年我国7万多亿元的税收，11万多亿元的非税收入，加起来近19万亿元的政府收入”，[9]约占同年GDP的一半。如此庞大的财政收入为什么还不够用？我国社会公共事务需要投入的财政总额到底是多少？其中，中央与地方事务需要投入的财政又分别是多少？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政府并没有公布相关的准确数据，甚至各级人大代表在表决政府预算时亦不能明悉相关数据，这难免让人困惑：既然不知道需要支出多少财政，又谈何开征新税呢？
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规定国民应缴纳若干财产、应保留若干财产更需要智慧与谨慎”，[10]国家征税必须培养税源并衡量人民的纳税能力，不得侵及纳税人最低生存权，如果政府征税过多，不但不能成为纳税人自由与财产的保障，甚至极有可能走向反面。事实上，目前，我国纳税人负担已经非常沉重，姑且不论福布斯纳税人痛苦指数排名上我国连年居于前列，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社会，只需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切身体验，应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一点。人们完全有理由发出这样疑问：既然地方财政困难，为什么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数量越来越膨胀？为什么还存在着数额庞大的“三公消费”？解决财政困境为什么只想到了加税而不从精减人员和杜绝“三公消费”入手？
二、开征房产税途径之正当性质疑
税法本质上是侵权法，税收直接威胁到公民的宪法财产权，因此必须严格限制政府征税的权力，“如果行政者有决定国家征税的权力，而不是限于表示同意而已的话，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样行政权力就在立法最重要的关键上成为立法性质的权力了。”[11]税收法定与罪刑法定是宪政的两项基本原则，在自由民主法治社会中是保障公民财产自由与人身自由之武器。
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虽然对此处的“法律”应解释为狭义的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制订的法律，还是广义的法律尚缺乏权威的解释，但根据宪政的一般原理，依合宪解释应理解为狭义的法律，更何况《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了“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我国税收法定原则是通过《税收征收管理法》确定的，该法第3条第1款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但该款同时还规定了“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另外，《立法法》第9条也规定了“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不过，为防止被授权机关滥用权力，《立法法》第10条规定了，“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因此，根据以上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开征房产税难以绕过立法环节。
事实上，当前热议的房产税其最初的名称是物业税。长期以来，在中国房地产领域，与房地产有关的税收包括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营业税和所得税，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收费，其繁杂程度举世无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也就是说，房产税最初的定位是物业税，其初衷是为了规范房地产领域的税费体系，即把开发环节和流通环节的税向持有环节转移，是一个税收转移的问题。但物业税的征收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通过人大立法开征新税并非易事，因此有关部门就想起了长期被搁置的房产税， 意图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物业税穿上房产税的马甲而横空祭出，其隐含的逻辑是：虽然《房产税暂行条例》第5条中明确规定了 “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但这里用的是“免纳”一词，似乎本该征收的，未征收是立法机关的一种“恩赐”，现在随着形势的变化，决定开始征收是名正言顺的。不过，由于这部《条例》颁行已26年，其制订所依据的《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早已废止，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均存在疑问。为绕开立法环节，2012年1月17日国务院在其颁发的《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第76条规定，“将《房产税暂行条例》第8条中的《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修改为《税收征收管理法》”。表面上看来，国务院此举似乎清除了房产税征收的障碍，下一步只需要将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的“恩惠” 取消即可顺理成章的开征。
以上谋划可谓是“深思熟虑”，但笔者认为此乃机巧而非正道，征收房产税乃涉及国计民生、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之大事，必须走煌煌正道。必须认识到，长期以来我国税收法制领域行政立法独大而法律式微的状况 实际上背离了法治，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其根源在于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不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国企业”。从《决定》的名称和内容中，明显可以看出：（1）税收领域的授权立法，仅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阶段一种过渡性的权宜安排；（2）该《决定》包含的授权目的与范围过于宽泛，不符合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属于典型的空白授权条款，事实上赋予了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务院过大的税收立法权——自然，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征税事项，其后果必然是税越来越重。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以及依法治国实践的推进，限制国家征税权力以保护公民财产权、保护市场经济的创新与活力已成为当前紧迫的时代命题。《立法法》第11条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到目前为止，《房产税暂行条例》已“暂行”了26年，期间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广泛、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法治”、“人权保障”、公民财产权保护等条款已通过修正案形式入宪，民主法治已蔚然成为时代的潮流，制定法律的条件还不成熟似乎怎么也说不过去。更何况，在2009年6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决定，废止了全国人大常委会1984年《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这次会议同时还要求国务院尽快将此前依据该授权决定而制定的税收法规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以制定相应的法律。因此，从程序上讲，试图回避税收立法程序，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征收房产税行不通。
三、当下开征房产税的后果分析
首先，借打压房价的理由开征房产税将严重损害政府诚信。近年来，房价高昂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诸多手段打压房价，但政府认定房价上涨过快的原因在于有人投机炒房和开发商哄抬房价，因此数次采取的房价调控政策的重点主要落脚在提高首付、征收交易税、征收土地增值税，甚至采取了合法性受到质疑的“限购令”的方式，[12]但是由于方向错误， 所开的药方只能治标而不治本，最多只是暂时扼制了房价疯涨的势头，离预期的房价下降还有较大的距离。事实上，征收房产税的思路，仍是一种与“限购令”类似的、靠打压需求来迫使商品价格稳定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我国目前的房地产体制下，房产税背后的真实逻辑其实是：政府垄断土地交易一级市场，房产商垄断商品房开发市场，政府以低价夺地，然后以高价拍地，对房地产开发收取名目繁多税费，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飙升， 再以抑制高房价为理由开征房产税。笔者认为，寄希望于通过房产税打压房价，实无异于缘木求鱼，作为一个基本的常识，任何与房子交易和持有有关的税收一定会推高房价，房产税一定会体现在租金或房价中由租房者、购房者承担。在当前不明确房产税开征的目的，而且未对目前已经存在的与房地产有关的税费进行清理的情况下贸然开征，征收之后租房价格必然也将水涨船高，届时买不起房的人甚至可能连租也租不起了。 因此，必须警惕那种借公众对高房价深恶痛绝的情绪以及打压房价的呼声，为地方政府开拓一个取之不尽的税源的做法，借民粹思想来趁机征税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一旦无法兑现打压房价的承诺，而公众又切切实实的多了一项沉重的税收负担，最终必将导致民怨沸腾，使政府的信用扫地。
其次，贸然开征房产税将引发有关税负公平的道德风险。公平纳税是税法的基本原则，它源于税的事物本质，集中体现了税的内在法理与精神，深受古今中外学者的推崇并为当代许多国家的宪法所明文确立，税负公平原则已成为各国制定税收制度的首要选择。[13]我国开征房产税，必须解决房产税公平纳税的问题。但是，目前我国房地产领域的情况非常复杂，光住房的类型就有很多种——单位福利房、公租房、商品房、小产权房、自有宅基地房、集资房、军产权房等等，不一而足，让人眼花缭乱。这些房产的权利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对形形色色权利不平等的房产究竟该如何征税？此外，单从技术方面来讲，征收房产税就面临很多困难：是按人均面积征收还是按套数征收？是针对新增商品房征还是现有存量房均予征收？房子坐落的位置在市中心还是郊区，不管房屋新旧，不管楼层高低，不管配套设施差距是否一视同仁征收？等等，这些都必须由全社会经过充分的讨论达成共识后以立法的形式来确认。但是在我国，官员财产申报提了多年，至今尚且“在技术上做不到”，而在全国范围内要调查每家每户有几套房产、人均占有多少面积以及对每座房产进行估值，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以及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这是一个比官员财产申报更复杂的任务，从逻辑上讲似乎更不可能完成。特别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的国情下，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一旦开征房产税，具体操作中房价估值完全有可能会向权势者偏移，权势者定会有逃避房产税的办法，最终房产税极可能沦为落在普通人身上的沉重负担——事实上，翻开任何一部中国赋税史，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不绝于书的。
第三，征收房产税将极大加重普通纳税人的负担。一直以来，“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是有关部门宣称征收房产税的一个重要理由。但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目前所要征收的房产税与西方的房产税实际上并非同一概念。确实，西方国家一般都有房产税这一地方税税种，但问题在于西方国家一般以透明的直接税为主体税制结构，房产税是直接税，它直接针对房产而征收，房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土地使用权的增值上，而西方国家的纳税人是拥有房屋土地永久产权的。此外，在西方国家，房产税征收的目的在于为地方居民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其征收与使用均为透明，纳税人有权随时进行查询和监督。我国情况不同于西方，我国是以不透明的间接税为主体税制结构，纳税人负担本已沉重，更何况我国实行特殊的土地国有政策，居民所购买的房产只有70年的土地使用权期限，房价中已经包含此前开发商为取得该土地开发资格而交纳的巨额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亦即购房者已交过直接税性质的土地租金，再征收房产税无疑属于重复征税，在制度上无法自圆其说。近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已通过房地产手段吸取了巨额的民间财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征税不得侵犯纳税人生存保障，这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政府道义上的责任。如果房产税未经充分的公开博弈达成整个社会的共识而率尔出台，将有可能会极大的加重普通纳税人的负担，进而动摇社会和谐的基础。此外，由于当前中国实行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个人投资的渠道非常窄、股市的长期低迷与掠夺、长期的通货膨胀造成银行存款实际的负利率等因素的存在，决定了目前在中国实际能够资产保值的财产主要是房产，如果全面普遍地征收房产税，将可能发生动摇全社会资产基础的危险。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贫富悬殊的存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官员或富人而言，可以或凭借权势逃避征税、或根本不在乎征那点税、或通过房屋出租将房产税转嫁、或干脆“用脚投票”将包括房产在内的资产出卖转移资金到海外， 但房产税对于已拥有住房的普通人来说则是实实在在的负担。而且，开征房产税势必将增加征税成本，最终这些成本将会转嫁到纳税人身上。在目前征税与用税均不透明，甚至连公众深恶痛绝、饱受诟病的巨额“三公消费”都无法扼制的财政体制下，征收直接税性质的房产税，将极大的刺激纳税人的“税痛”，纳税人必然产生“我纳税，你享乐”的强烈抵触情绪，并采取各种方式逃避缴纳甚至公然拒绝缴纳，如果强制执行，可能存在诱发大规模社会冲突的风险。
四、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危机之正道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政府财政收入连年超GDP增幅而不断攀升。不过，虽然财政收入总额巨大，但地方政府却普遍出现了财政困境。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遂兴，一些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占了地方财政收入半数甚至更多，形成“房价绑架财政”局面。地方政府强力征地、拆迁遭至了激烈的社会反抗，造成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近期以来，由于“限购令”等房价调控措施的采取，房地产交易萎靡，带来地方政府土地频频流拍，地方政府遭遇财政危机。继续维持高房价以保持土地财政格局固然不可取，因为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土地财政本质上是一种掠夺型、不可持续的财政，但是否就必须以房产税来代替，笔者认为结论并非如此简单。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阶段，很多体制性缺陷充分暴露出来，出现了政府权力日益扩张、社会不同阶层贫富差距过大、纳税人负担过重、群体性事件频发等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值得警惕的是，目前存在着两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其一，几乎每出现一个社会问题，政府首先就会想到用增税来解决，这似乎已形成了政府的思维惯性与解决问题对策的“路径依赖”，而较少顾及民众的负担和税收法定的宪政原则。本质上这是一种行政本位与功利主义思维，它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对社会治理的理性化、法治化建设是极为有害的。其二，与西方国家议员们通常竭力抵制政府开征新税的做法不同的是，近年来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也非常热衷建议开征新税，实际上这是一种严重的角色错位与背离。[14]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由政府来实际掌握征税的权力、决定征税事项，必然是重税的结果，因为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的欲望一定是无止境的。但是，在社会转型各种矛盾尖锐的时期，加税必须格外慎重，因为重税将极有可能压垮社会经济和突破民众的忍耐底线，使社会陷入动乱。笔者认为，解决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当务之急在于推进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改革，通过大规模精减人员来解决长期以来“吃饭财政”所造成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问题，根本之道则在于：
1、重构分税制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1993年中央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分税制型塑了一个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央地财政关系，中央政府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财多而事少，地方政府则反之即财少而事多。实践证明分税制缺陷明显，与地方财政普遍捉襟见肘相对的是，近年来国家部委、国有大企业纷纷表现得财大气粗，“天价装修”、为完成预算每年年终突击花钱、以及国有投资企业海外投资失误导致巨额亏损等这类事件经常见诸报端。虽然每年我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额巨大，但对本质上属于宪政基本问题的财政转移支付事项却至今尚未实现法治化，实践中的随意化、不规范的操作，事实上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催生了“驻京办”、“跑部钱进”等腐败现象。纳税人完全有理由发出这样的疑问：地方政府没钱，直接原因在于分税制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合理，那为什么不可以进行宪政的意义上的重构？
2、确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摆脱政府投资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思维影响，我国政府是计划投资型政府，奉行的是依靠政府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存在着天生的缺陷：首先，经济学理论以及人类社会长期的实践已充分证实，政府利用资源的效率必然低于个人支配、利用资源的效率。如果政府征收的税收过重，必然会产生国富民穷的后果，过多的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对社会而言并非幸事，至少降低了全社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政治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政府不同于市场，政府的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果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必将利用自身的政策制订者的地位产生垄断，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与政府巨额投资相伴随的必然是普遍的低效甚至无效以及贪污、浪费等政府工程病。因此，宪政主义要求，政府的职能必须是有限的，社会和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动用税款来解决。因此，在法治社会中，政府正确的角色定位不是赤膊上阵与民争利，而是提供包括公平的市场交易规则、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等在内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促进市场的发展，培植税基，通过法定的税收来源源不断获得财政收入。
3、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实现财政的民主化。现代税收的法理基础是税收契约论，税收被理解为收入和支出的混合体，税收的用途必须严格限定在为社会共同体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上，“如果在赋税收入的使用上没有任何限制，这种收入就与政府中决策制定者的个人所得毫无二致”，[15] 而Wicksell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是期望政府利用税收来提供财货与劳务，以取得一些利益；在制宪前或制宪后没有一个人愿意付税”。[16]事实上，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涉税的事项均由纳税人来决定，奉行“以支定收”，即每个年度都由议会来具体讨论钱花在哪里、怎么花、花多少之后，再决定征多少税。纳税人纳税后，依法享有公共物品请求权与使用权，以及对税收收支情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但遗憾的是，在我国，受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将税收理解成权力关系，在财政理论方面奉行的是国家分配论，我国各级政府实际上是“以收定支”，收多少花多少，甚至以多征税作为业绩炫耀，而税款花在哪里则根本无需向纳税人汇报。当前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众民主法治意识高涨，公众已普遍意识到政府的税收来自于纳税人的财产，是纳税人供养了政府而非相反，基于每个人的自身体验，公众并不相信政府组成人员是什么“道德超人”，已不再满足于税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仅仅停留在“宏大叙事”的宣传层面，要求重大的涉税事项必须由广大纳税人来决定，并通过具体化、可操作的法律程序来保障，而不能靠“党性自觉”或“政府父爱主义”式的施舍。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应当大力进行预算的民主化与公共化改革，进而推动公共财政的完善，真正的实现人大代表对征税与用税的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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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澳]布伦南.[美]布坎南.宪政经济学[M].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86.
[16]转引自.蓝元骏.熊彼特租税国思想与现代宪政国家[D].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75.
本文已发表在《地方财政研究》2013年第7期，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