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物警察权与治安警察权的竞合问题/刘建昆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1 14:16:14 浏览: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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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物警察权与治安警察权的竞合问题
刘建昆
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其本质即是城市公物警察权（公产保护警察权）的相对集中。探讨公物警察权与其他治安警察权的区别、竞合和衔接等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民将麦粒摊晒在道路上。围绕这一行为，有两个问题：
一，毫无疑义，道路是典型的公物。晒麦子属于公物的利用行为，且超越了“道路用于通行”这一使用原则。那么，公物行政机关（公路管理者，或者城市管理者）基于公物管理权有权是否禁止其利用，并基于公物警察权给予处罚？
二，有驾驶经验的读者应该理解，在道路上晒粮，给路面造成实际的损失微乎其微，其危害是，给过往车辆行使增加了危险性（即便不是必然出现损害后果）。交通警察为了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和安全，是否有权直接取缔晒粮行为并给予行政处罚？
日本的资料
日本行政法学界对于所谓“公务管理权”“ 公物警察权”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出正确结论。大桥洋一在《公物法的日德比较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迁》）中承认公物管理权与公物警察权“两者的关系往往并不明确，所以其理论性阐述也不是太充分”。“田中二郎博士仅限于以抽象的形式对两方面的相互尊重做了说明，而元龙之助博士则将这一基本问题的阐明作为此后的研究课题。因此，不得不说，虽然这在日本属于基本的概念，但是管理权与警察权之间的关系仍就属于没有得到解决的课题。”
如果排除翻译中用语的误差，我想，以大桥洋一为代表的日本行政法学界没有弄清一个前提性问题：交通警察拥有的管理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的职权，并非公物警察权，而是另外一种警察权姑且称之为“安全警察权”，反而被他称作“公物管理权”的权力，才是真正的“公物警察权”，由于两者目的对象有一定的重叠性，法律规定也往往重叠，相关违法行为也就容易造成竞合。对于两种权力的分配情况的研究，有赖于参考实定法，但是由于立法者不一定对两者有明确的认识，单纯解释实定法，也未必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
梁凤云撰写《一般行政法原理》中《公物管理关系与治安关系的联系与区别》时，由于“鉴于法理应确立的概念、原则在我国尚无完备的实定法依据，故以日本法律为例”，结果出现了同样的混淆，所以其用语和分析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德国的资料
商务印书馆沃尔夫等著作《行政法》（第二卷）认为，行政机关应当随时监督建设义务人，保护义务人和使用义务人履行其义务。但是德国联邦和各州的实定法将道路这一公物的管理权分配给“道路监督机关”“道路建设负担主体机关”（即养护者）“道路建设机关”“治安机关”。
而“交警没有独立的（公物）事务管辖权，其任务主要是道路交通的监管，根据州警察法的规定，在主管行政机关到场之前，交警可以采取即时措施。”
正确的答案
其实，王名扬先生在其名著《法国行政法》中，早已给出正确的答案。337页《公产保护的违警处罚》“公产保护具有警察权力”，“可以使用警察手段。就是说可以制定预防性的规则，并在规则违反时科以惩罚作为制裁。”“在同一公产上面，可能同时存在公产保护警察权和一般治安警察权两种权力。例如在公共道路上，有保持道路完整的公产保护规则，也有维持交通安全的一般治安规则，这两种警察使用的手段相同。”
刘建昆
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其本质即是城市公物警察权（公产保护警察权）的相对集中。探讨公物警察权与其他治安警察权的区别、竞合和衔接等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民将麦粒摊晒在道路上。围绕这一行为，有两个问题：
一，毫无疑义，道路是典型的公物。晒麦子属于公物的利用行为，且超越了“道路用于通行”这一使用原则。那么，公物行政机关（公路管理者，或者城市管理者）基于公物管理权有权是否禁止其利用，并基于公物警察权给予处罚？
二，有驾驶经验的读者应该理解，在道路上晒粮，给路面造成实际的损失微乎其微，其危害是，给过往车辆行使增加了危险性（即便不是必然出现损害后果）。交通警察为了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和安全，是否有权直接取缔晒粮行为并给予行政处罚？
日本的资料
日本行政法学界对于所谓“公务管理权”“ 公物警察权”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出正确结论。大桥洋一在《公物法的日德比较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迁》）中承认公物管理权与公物警察权“两者的关系往往并不明确，所以其理论性阐述也不是太充分”。“田中二郎博士仅限于以抽象的形式对两方面的相互尊重做了说明，而元龙之助博士则将这一基本问题的阐明作为此后的研究课题。因此，不得不说，虽然这在日本属于基本的概念，但是管理权与警察权之间的关系仍就属于没有得到解决的课题。”
如果排除翻译中用语的误差，我想，以大桥洋一为代表的日本行政法学界没有弄清一个前提性问题：交通警察拥有的管理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的职权，并非公物警察权，而是另外一种警察权姑且称之为“安全警察权”，反而被他称作“公物管理权”的权力，才是真正的“公物警察权”，由于两者目的对象有一定的重叠性，法律规定也往往重叠，相关违法行为也就容易造成竞合。对于两种权力的分配情况的研究，有赖于参考实定法，但是由于立法者不一定对两者有明确的认识，单纯解释实定法，也未必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
梁凤云撰写《一般行政法原理》中《公物管理关系与治安关系的联系与区别》时，由于“鉴于法理应确立的概念、原则在我国尚无完备的实定法依据，故以日本法律为例”，结果出现了同样的混淆，所以其用语和分析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德国的资料
商务印书馆沃尔夫等著作《行政法》（第二卷）认为，行政机关应当随时监督建设义务人，保护义务人和使用义务人履行其义务。但是德国联邦和各州的实定法将道路这一公物的管理权分配给“道路监督机关”“道路建设负担主体机关”（即养护者）“道路建设机关”“治安机关”。
而“交警没有独立的（公物）事务管辖权，其任务主要是道路交通的监管，根据州警察法的规定，在主管行政机关到场之前，交警可以采取即时措施。”
正确的答案
其实，王名扬先生在其名著《法国行政法》中，早已给出正确的答案。337页《公产保护的违警处罚》“公产保护具有警察权力”，“可以使用警察手段。就是说可以制定预防性的规则，并在规则违反时科以惩罚作为制裁。”“在同一公产上面，可能同时存在公产保护警察权和一般治安警察权两种权力。例如在公共道路上，有保持道路完整的公产保护规则，也有维持交通安全的一般治安规则，这两种警察使用的手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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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法自助行为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并且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民法自助行为是私权利面临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的一种救济手段，民法自助行为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利用得当利国利民，如果任其发展，不加以法律规制，则会危害社会。
民法自助行为，顾名思义，就是当自己合法权利受到外来不法侵害时或者自己的合法权益面临着将要受到损害的危险状态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自己的力量，运用合法的手段，使自己的合法利益回复到原来的状态的一种行为。民法自助行为是一种私力救济的行为，民法自助行为是一种出于自然人的一种本能自我保护的行为，民法自助行为也是一种对公权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补充行为，民法上的自助行为也是一种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行为。民法自助行为这些特点决定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如果对民法上的自助行为运用得当，则会对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的增强和法治建设的进程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因此对民法上的自助行为进行科学的探讨和进一步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一、民法自助行为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及发展过程
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类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人民的权力是靠拳头说话，人民的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生存，但是这一目的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民的生活来源源自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所得，二是通过对外的掠夺。当他们意识到通过对外的掠夺可以获得大量的物质财富时，他们有一部分人停止生产活动，而从事掠夺和反对外来掠夺的活动。自助行为就是产生这种无政府状态之中，面对掠夺和暴力而采取的一种生存和自我保护的手段。随着部落的兼并和融合，这一部分从事掠夺和保护的人具备了一定的震慑力量，可以对自己的部落制定行为规范，也足以让外来侵犯者望而却步。在内外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国家就产生了。然而在初期，国家的更多职能是为了保障不被外来的民族或者部落所侵略。内部仍然很盛行原始的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的习惯来解决矛盾。在国家产生法制但尚不完备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私力救济仍然是保护权利的主要方法。这是因为国家公权力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协调大量的民事纠纷。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国家统治秩序逐渐稳固，国家力量不断增加，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凭借自己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和经济上的支配力量,不断对公民的生产和生活进行调节和干预，以维护其统治地位和阶级利益。更是经常私设公堂,滥施淫威,迫害百姓。久而久之,便激化了阶级矛盾,影响了社会安定。为了维护统治秩序,统治者逐渐加强国家权力,限制私力救济,尽力推行公力救济。“因私力救济,易生流弊,弱者无从实行,强者每易仗势欺人,影响社会秩序。故国家愈进步,私力救济的范围愈益缩小。至于现代法律遂以禁止私力救济为原则,私力救济往往在民法上构成侵权,在刑事上成为犯罪行为”。[1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化，天赋人权，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渗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公权力成为为社会发展和完善的服务机构， 公权力成为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在绝大多数法学家的视野中,私力救济是一种落后、不文明、应抑制和抛弃的纠纷解决方式,它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密切联系”。[2 ] 由此可见,民事权利的保护进程是私力救济发生在先,而公力救济在后;就其发展趋势来看,公力救济逐渐取代私力救济,这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必然。但是，私力救济的衰落并不是意味着它的消失。私力救济存在具有合理性，对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事实上，它的存在时社会自我完善的产物。
二、民法自助行为的现实意义
虽然我国民法立法上没有规定民法自助行为，但是在社会生活中，民事自助行为现象大量存在。自在我国助行为还处于“民间法”的身份而存在。但是在世界很多国家中，特别是民事立法比较发达和完善的国家，都制定了关于自助行为的法律规范。如《德国民法典》第229 条规定:“出于自助目的而扣押、毁灭或损坏他人财物者,或扣留有逃亡嫌疑之债务人,或制止债务人对有义务容忍的行为进行抵抗者,如来不及请求官署援助,而且若非即时处理则请求权无法行使或其行使有显著困难时,其行为不认为违法。”此外,法国、奥地利、日本的民法典虽未做明文规定,但解释上和实务上都承认自助行为(日本称自助行为为狭义的自力救济) 。英美法中也将自助行为作为特定条件下侵害行为受害人恢复原状的一种方式。民事自助行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其存在与发展也是人的内在属性的本质要求。具体表现如下：
（一）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外来的侵犯时，都有保护自己的权益的自然本能，如果法律强制取缔人类的此项自然权利的话，则严重违反自然法规则，对个人人性来说是一种压抑。这种压抑将会带来人们对立法者的不满和反抗，其立法结果也事与愿违。将民事自助行为予以立法和司法承认符合社会基本道德规则和人的基本法则。
（二）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要求。在我国,债务人逃避债务,不法侵害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事情并不鲜见。在此情况下,若排斥自助行为,则将导致权利人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实现有显著困难。因为,债权人请求国家保护,从起诉到执行完毕,日期甚长,即使可请求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有时也可能因太迟而使其权利难以实现。尤其在权利人来不及请求国家机关援助时,自助行为就成了保护权利所能采取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办案力量相对薄弱的国家,要想使众多的民事、经济纠纷都能及时通过国家机关予以解决,人们的民事权利都能随时随地受到国家机关的保护是不可能的。得不到及时的公力救济,又不让债权人对危害债权的债务人采取应急措施,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是债权人所不能接受的。[3]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民法的根本目的和要求，如果不将民事自助行为合法化将会使大量的民事纠纷得不到解决或者解决的成本增大，这样的做法是对民法目的的背离。退一步讲，如果权利人等待公权力救济，在等待的过程中，损害结果会进一步扩大，权利人的生命和财产会受到更大的威胁。
（三）民法上的自助行为有利于节约社会救济的成本。私力救济是对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成本负担的减轻，如果对这项公民的权利在立法上持否定态度，公民只有通过公权力进行对自己的权利进行保护，这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众所周知，诉讼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和漫长的审理过程，这个过程将会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当事人双方的时间成本的消耗，也包括司法资源的浪费。如果可以在立法和司法上承认自助行为，公民在自助行为的框架下完全可以通过相互的协商和博弈来到达利益的平衡。如果将此诉诸于公法力量，无异于用牛刀杀鸡，对于国家司法资源更是是一大浪费。
（四）可以减少不法公民对民事法律的破坏，维护社会之正义。如果法律不允许公民行使自助权力，公民在面临违法者的侵害时不仅仅合法权益之损失再所难免，而且会助长违法犯罪者的机会主义心理。既然公民不能自行对抗违法犯罪行为，在侵害结束后也只能等待国家公力来救济，违法分子会利用这一等待过程，毁灭自己的犯罪证据，这将会使事后国家机关取证带来困难或难以取证，增大调查成本。这样就使违法犯罪者实施侵害行为的成本将会大大减小，违法犯罪活动将会更加猖獗。相反，法律对自助权的规定，则使违法犯罪者认识到，违法犯罪不仅会受到法律追究，还会受到广大公民的抵抗，这将会提高其违法行为的成本，违法收益远远小于守法收益时，公民会从心理上减少违法收益的投机心理，从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另外，民事自助行为的规定还有利于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自我权益保护意识，提高人民群众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
（五）公民区分自助行为合法还是非法的依据。民法自助行为大量存在，存在即是合理的，对这种合理的现象法律应当制定一个标准，从而使公民了解何种民事自助行为合法，受法律保护，自助行为的范围和强度，从而更好的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公民对自助权力的滥用。我国民法还没对自助行为进行立法上的规定，这不仅仅使公民的自助行为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认，还会容易使公民的自助行为超出行为的强度，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因此，对自助行为的立法上的承认以及限制，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国家不能对公民自助行为采取一种沉默态度。国家应该事先规定自助行为行使的条件，限制范围，以及自助效力。否则，公民对自助行为的法律要求一无所知，势必会引起自助行为保护其权利的混乱。
三、民法自助行为实施的条件
民法上的自助行为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能只鼓吹民事自助行为的优越性，任之发展，而忽略了它的缺点，毕竟民事自助行为时以暴力制暴力的行为，如果这种力量得不得控制和限制，将会成为新的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世界各国对民事自助行为承认的国家对该行为予以立法规范。民事自助行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民事自助行为须为自己的合法利益。自助行为，从这个法律概念可以判断出，民事自助行为是自己为了自己的合法利益而采取的作为或不作为。对自助行为的范围必须限制在为自己的合法利益，这有两点含义，一是自己的非法收益不能纳入法律保护范畴，对这些利益受到损害不能采用自助手段。这一点从根本上讲是因为非法利益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不仅仅是自助行为领域，其它领域亦然。二是不能为他人的合法利益而使用自助行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本人的法定代理人或委托代理人、失踪人的财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破产管理人等这些代本人行使权利的人,学界认为应视为本人可以实施自助行为。[4]（二）国家公权力不能给予及时的保护。这一条件限制是为了划分公权力和私权利行使的界限，防止私权利的滥用或者误用，增强国家法律的威信。实事求是的讲国家权力不能如影随形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法律必须协调统治秩序和个人自我利益保护的关系，一切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在不违反公法保护基本原则情况下，当公民合法权益不能受到及时保护或者或者公民不及时自助，损害结果会扩大时，应当赋予公民自救的权力。（三）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必要限度即救济适当。民事自助行为正好足以制止不法侵害或危害情况,而且没有给相对人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没有超出抵御、制止和排除这种危害后果的发生所必需的程度。用轻微方法便可达到目的的,不得采用比较严重的方法。“对物可以达到目的的,不能对人;押收财产可以达到目的的,不得损毁财产;对一物可以达到目的的,不得对两物;对小物可以达到目的的,不得对大物;拘束他人自由不得伤害人的身体”。[5 ]如果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救济不适当,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要负法律责任。（四）及时请求公权力的介入及裁判。自助行为时私权利自我救济在民法上的体现，民事自助行为的前提是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紧急采取保护措施，当这一紧急状态通过公民自助行为消失后，公民应当及时转化成公权力救济措施。私权利救济本质上是以暴制暴，以恶去恶，这种私权利自助具有随意性和破坏性，在此有必要指出,实施自助行为后,行为人有义务及时向有关国家机关申请援助,请求解决处理。因为自助行为是“一种于时机紧急不及获得公力救济时的暂时的替代手段,而争执的问题并未最终解决”。[6]问题的最终解决仍需通过公力救济。自助行为是对他人的人身、财产的强制性控制,且这种控制往往具有持续性。请求公力救济是为了尽早结束个人的控制,防止控制与反控制的对抗升级,减少和避免损害的进一步扩大。如果允许自助行为后私了,则自助行为人很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逼迫侵权人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也会为恶意者滥用自助权提供借口,自助行为的方式及其限度是否合法将无法判断。因而法律要求在实施自助行为后,在可以向相应国家机关请求救助的时候,就应及时请求公力救济。如果该项请求被驳回,或者行为人不及时提出该项请求,则自助行为实施者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7 ] 所谓及时就是不得有任何迟延之意。这是因为自助行为是一种紧急的措施,如无限制地让此种状态持续存在,将极大地损害义务人的权益。[8] 所谓申请国家机关援助,是指将扣押的财物或拘束之人送交法院或有关国家机关,请求适当处置。但并非所有的自助行为都必经后续程序,如毁损财物、取回财物、排除反抗等行为,事后都无须申请主管机关确认或援助。
四、民法自助行为实施的效力
民事自助行为是私权利对公权力的补充，最终的裁判权还需回归公权力框架内。以此，公民实施的是否是民事自助行为，自助行为是否超出法律规定的限度最终都需要公权力机关来判定。对民法自助行为的效力存在三种结果：（一）.自助行为合法，得当，对于此行为造成对方当事人财产损失的不承担责任。对于公民的此种合乎法律的自助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国家法律普遍予以免除法律责任。（二）.对于错误自助行为的当事人应当对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履行赔偿责任，这是对自助行为的公权力限制，如果民事自助行为，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而实施自助行为，其结果就是一种侵权行为，因此要对因侵权行为带来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三）.对于超出自助行为限度的救济行为要在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范围内履行赔偿责任。公民的民事自助行为虽然符合启动自助行为的法律要件，但是这一行为如果超出的自助的限度范围（如本来只需要对对方当事人的物予以扣押即可以保证自己权益不受损失，但是却限制对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民事自助行为人应当就扩大的自助行为带来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五、民事自助行为与国家公权力的关系
正如前文所论述，国家对私权利自助行为一直处于压制态度。不论是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状态还是处于现代文明状态。目前国家不敢对民事法律自助行为在立法上予以承认，也许国家是基于目前我国现阶段公民的法律意识还不高的考虑。国家从根本上说是公民根据契约原则建立起来的，根据这一契约精神，国家有义务保护社会的公共秩序不受到破坏，和对于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予以惩罚的权力。公民将这一自我救济的权力赋予国家来行使，不能运用私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公民的非法行为破坏的不单单是公民的个人利益，而是破坏的是国家所保护的社会秩序。在众多法学家眼中，私权力的自我救济是最原始和最野蛮的处理纠纷机制，是社会生产力低下和法制不健全的表现。如果对公民自助行为予以保护，将会使公民在自我保护方面出现权力滥用的结果，也是对国家权威的否定。民事自助行为是公民运用私权利对自己保护的行为，公民民事自助行为和公权力协调解决矛盾面前存在一种张力，当然从根本上说这两种权力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秩序。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两种权力不可避免的出现碰撞，因为这两种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措施存在价值理念的分歧和行为过程的冲撞。社会现象是复杂的，特别是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复杂化，很多矛盾纠纷不容易划清界限，民事自助行为的界定也将会面临着变动。公权力和私权利的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界限在一定条件下也存在模糊界限。特别在现阶段，国家权力逐渐趋向衰弱趋势，公民的权力意识越来越高涨，当然这是社会自我完善的结果。公民私权利的权力范围和深度都有所增加，在一定条件下分化了公权力的力量。这是因为社会在配置力量资源需要优化结构和成本，私权利对社会管理实务的介入和参与，有利于优化社会运作成本，解决社会纠纷。但是国家力量的对私法领域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控制力的减弱，国家可以集中力量介入到真正需要国家协调的事务之中。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必须承认自助行为的法律地位。这并不是否认公权力的在社会中的权威，而是国家又将一部分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回归到公民本身，这个回归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好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可以进一步优化社会管理力量资源的合理配置。
六、对民法自助行为的反思
我国民法虽然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但是对于民事自助行为还没有予以立法上的承认，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法的一大缺陷。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合理的即是必然的，任何一个价值趋势产生都是根植于本国社会发展的土壤之中，自助行为不仅仅是我国的特色现象，也是国际社会共有的现象。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自助行为是人性中所共同渴望和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行为和价值理念，可以这么说民法自助行为具有世界性的普世价值。对于民事自助行为其存在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对于自助行为，我们不能予以压制，只能予以引导。这样才能既满足国家公权力的优化配置需要，节约国家司法成本，又能满足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更重要的是民事自助行为是社会自我完善的需要，这一民事法律行为将会有利于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民法自助行为的另一面我们也不能熟视无睹。孟德斯鸠说过，任何权力如果没有限制，必然导致滥用。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真理，也是人性中一种自我膨胀和自我追求的一种结果。私权利也是这样，如果不对民事法律自助行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制，这种私权利的膨胀和滥用必然会带来侵犯别人合法利益的恶果，推而广之，整个社会将会面临着利益之保护的混乱。因此，公权力保护和民事自助行为的私权利之救济要协调发展，相互制约，方能起到最大效果。
参考文献
[1] 梁慧星. 民法总论[M] .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252.
[2] 江伟. 民事诉讼法[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 - 5.
[3] 于恩忠 关于建立民法自助行为制度的思考 2006.8月
[4] 史尚宽. 民法总论[M] . 台湾:台湾荣泰印书馆,1968. 684.页
[5] 史浩明. 我国民法应建立自助行为制度[J ] . 江苏社会科学,1995 年第2 期.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二〇一一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的通知
法发〔2011〕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二〇一一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二〇一一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二○一一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
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人民法院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今年人民法院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牢牢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全面加强审判执行工作和自身建设，为促进“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经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讨论，确定2011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如下：
一、坚持能动司法，为“十二五”时期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1、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精神，深刻理解人民法院面临的形势任务，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坚持能动司法，以深化三项重点工作为着力点，以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动力，以加强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为保证，全面做好各项审判、执行工作，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优质司法服务。依法严惩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腐败犯罪及渎职侵权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扎实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严格执行刑事证据规则，认真贯彻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提高刑事审判质量；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积极参与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等工作，妥善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发生，促进社会和谐。
3、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优质司法服务。依法审理金融、商贸、物流等方面的纠纷案件，稳妥处理企业破产和公司清算案件，促进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完善；依法审理消费、投资、外贸、海商海事等领域的纠纷案件，促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积极参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治理活动，促进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依法审理各类公害污染赔偿案件，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促进节能减排，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4、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优质司法服务。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集资诈骗、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制售假药劣药、重大责任事故等犯罪活动，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依法妥善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消费等领域的纠纷，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认真研究“三农”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妥善化解农产品买卖、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农村土地承包等矛盾纠纷，保护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审慎处理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行政争议，统筹兼顾支持地方发展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认真学习贯彻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切实保障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
二、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积极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5、准确理解“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的基本精神。正确处理调解和判决的关系，坚持有利于解决纠纷、有利于化解矛盾、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的标准, 根据每起案件的具体情况，合理选择处理案件的方式，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坚持合法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坚决避免脱离实际设定调解率指标、违背当事人意愿强调硬调等做法。不能调解以及调解不成的要及时作出裁判。
6、创新和完善诉讼调解工作机制。强化“调解优先”理念，把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各个环节，贯穿于一审、二审、再审、申诉、信访全过程，建立覆盖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各领域的全程调解机制。用调解案件的自动履行率检验调解效果，进一步完善能够真实反映调解工作质量的考评机制，真正使调解方式发挥应有的作用。
7、创新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加强诉调对接工作，总结推广设立诉调对接中心、在立案大厅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等经验做法，积极引导当事人就近、就地选择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方式化解纠纷，力争把矛盾解决在诉前。
8、创新和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积极推动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方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司其职、相互协调的“大调解”工作格局。认真学习贯彻《人民调解法》，完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加强与人民调解组织的协调配合，促使人民调解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加强与有关行政机关和行业组织的联系，对他们调解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服务。规范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标准，支持仲裁机构开展工作，发挥其在解决争端中的重要作用。
三、坚持司法为民，着力解决诉讼难、执行难问题
9、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加强立案信访窗口建设，完善功能设置，规范工作制度，努力把立案信访窗口建成“为民之窗、文明之窗、和谐之窗、公信之窗”。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完善巡回审判，在相关案件集中的地方设立专业法庭或合议庭，积极探索网上立案、送达、庭审、评议等做法，做好小额案件速裁机制试点工作，加大司法救助力度，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司法的便捷高效。
10、进一步做好涉诉信访工作。认真开展涉诉信访积案清理工作，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工作进度，抓好结案验收。坚持领导干部亲自接访、法官带案下访、巡回接访等做法，切实解决群众信访中反映的问题。做好信访案件的化解工作，落实《人民法院涉诉信访终结办法》，确保在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公正的前提下，促使当事人息诉罢访。强化一审、二审的责任，做好初信初访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案件。
11、进一步破解执行难问题。扎实开展创建“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活动和委托执行案件专项清理活动，实现执行工作良性发展。加强分权制约，细化执行联动和威慑机制，不断完善有利于执行工作开展的长效机制；积极推进强制执行立法，为解决执行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扎实开展执行工作信息化建设，完善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为提高执行水平创造条件；着力解决被执行人规避执行问题，适时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切实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四、坚持改革创新，推动建立科学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
12、深入推进中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司法改革任务。坚持“把握方向、立足国情、依法推进、确保公正”原则，加快推进死刑复核程序、司法保障制度两项中央确定的改革任务，积极推进建立审务督察制度、诉访分离制度、法官廉政档案制度等“三五”改革纲要确定的任务，并狠抓各项改革成果的落实。
13、深入推进司法公开、司法民主和监督制约。积极推进裁判文书上网、诉讼档案查阅等工作，大力开展向“司法公开示范法院”学习活动。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适当增加人民陪审员数量，扩大陪审员选任范围，加大普通群众在陪审员中的比例，加强对陪审员的管理和培训，拓展陪审案件范围，更好地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加强审判监督等人民法院内部监督，同时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和社会各界监督，确保人民法院依法履职、公正司法。
14、深入推进审判管理创新。建立健全质量评估、案件评查、流程管理、考核奖惩、监督指导等审判管理制度，实现审判管理的规范化；探索建立合理的指标考核体系，实现审判管理的科学化；大力推进“天平工程”项目，加快建设覆盖全国四级法院的审判管理网络，构建全国法院案件信息数据库，推进信息技术在审判执行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实现审判管理的信息化。
五、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全面提高法院队伍整体素质
15、大力加强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加强各级法院党组自身建设和机关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建设，坚持支部建在庭上，完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党风党纪和工作的考核，扎实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确保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建立党建工作指导机制，加强对下级法院党建工作的指导，形成条块结合、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党建工作格局。按照中央部署，组织开展庆祝建党90周年宣传教育和纪念活动，推动法院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16、深入开展两项主题实践活动。将“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纳入中央政法委组织开展的“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中，按照中央政法委的统一要求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突出加强党建工作和司法作风建设两个重点，结合各地法院实际，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两项活动取得实效。
17、扎实推进法院培训工作。认真贯彻“一个目标、两个转变、三个倡导”教育培训工作方针，严格落实《2011-2015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优化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质量。积极推进全员培训、主题培训、预备法官培训、专题培训和岗位练兵、少数民族双语法官培训以及司法警察专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法院队伍司法能力。
18、切实改进司法作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深入开展群众观点大讨论，联系法院工作和干警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自查自纠，确保群众观点深入人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积极开展走访基层活动，及时听取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开展民意调查等多种方式，了解社会对法院工作的评价；积极开展人民满意法院、法官创建活动。坚持求真务实作风，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坚决整治文山会海。
19、着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积极开展司法核心价值观研究、教育和实践，认真贯彻执行新修订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和新制定的《人民法院文明用语基本规范》。继续加强法院文化示范建设，推出具有各地法院特色的文化建设项目，扩大法院文化建设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健全完善法院文化建设组织领导和工作机构，落实法院文化建设规划，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20、努力促进司法廉洁。深入贯彻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精神，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探索反腐倡廉工作新路子，强化司法廉洁教育，继续开展正面典型示范教育、反面典型警示教育，督促广大干警廉洁自律，坚守防线。加强更具监督制约力度的制度建设，认真落实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的“四个一律”和最高人民法院“五个严禁”，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力度，健全网络举报受理、违纪线索核查、重大案件督办等工作机制，完善对查办案件工作的评价制度和问责制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推进人民法院惩防腐败体系建设，构建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廉政风险防范机制。
六、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全面加强基层工作和建设
21、切实加强对基层工作的指导。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要完善宏观指导、分类指导机制，大力提升自身工作水平，努力掌握司法工作规律，认真调研论证，多听一线干警意见，增强监督指导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权威性。加强工作检查，确保各项监督指导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22、推动解决基层法院的实际困难。继续推动人员招录办法改革，拓宽法官来源和渠道，加强对解决法官提前离岗问题的督查，有效缓解基层法院案多人少、法官断层状况。积极推动司法考试改革，实行倾斜政策，有效解决西部边远地区法院进人难、留人更难的问题。加强一线安保队伍建设，加大对安检设施和警用装备的投入，根据警务工作需要申报增加司法警察编制，协调有关方面切实提高司法警察职级待遇，稳定司法警察队伍。争取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的关心支持，继续推进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建立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进一步改善基层经费保障状况。继续做好边远、民族地区及其他群众诉讼不便地区人民法庭的恢复或新建工作，改善执法条件，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23、推动解决基层法院干警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政治上关心干警，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和组织人事部门的支持，落实好法官职级，及时提拔使用、表彰奖励优秀干警，激励先进，弘扬正气。在工作上支持干警，帮助他们排除干扰，确保公正、高效、廉洁、文明司法，并为干警创造学习、培训机会，使他们不断接受新知识，增长新才干。在生活上体恤干警，创造条件落实相关津贴，尝试建立重大伤亡和重大疾病保险制度，定期组织干警体检，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不断改善干警的生活条件，认真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使广大干警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七、坚持党的领导，为做好法院工作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24、始终坚持人民法院工作正确方向。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自觉坚持“三个至上”，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谋划法院工作，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人民法院工作始终符合党和国家的整体工作部署，充分发挥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职能作用。坚持重要工作部署、重大改革事项向党委报告制度，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使党的各项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
25、加强司法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加大司法宣传工作力度。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更加有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加强人民法院理论研究，使广大干警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做到理论上认同、思想上认同、感情上认同、实践上认同，确保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引领司法意识形态。
26、进一步落实好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和加强协管工作，结合地方换届，负责任地提出协管意见，确保把各级人民法院班子配齐配强。改进和加强干部选拔培养，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和法官法的规定，把政治坚定、品德优良、熟悉法律、作风扎实的优秀干部选拔到法院领导岗位上来。改进和加强对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的经常性考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不同方式妥善解决，激励大家立足本职，干事创业，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民法自助行为，顾名思义，就是当自己合法权利受到外来不法侵害时或者自己的合法权益面临着将要受到损害的危险状态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自己的力量，运用合法的手段，使自己的合法利益回复到原来的状态的一种行为。民法自助行为是一种私力救济的行为，民法自助行为是一种出于自然人的一种本能自我保护的行为，民法自助行为也是一种对公权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补充行为，民法上的自助行为也是一种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行为。民法自助行为这些特点决定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如果对民法上的自助行为运用得当，则会对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的增强和法治建设的进程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因此对民法上的自助行为进行科学的探讨和进一步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一、民法自助行为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及发展过程
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类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人民的权力是靠拳头说话，人民的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生存，但是这一目的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民的生活来源源自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所得，二是通过对外的掠夺。当他们意识到通过对外的掠夺可以获得大量的物质财富时，他们有一部分人停止生产活动，而从事掠夺和反对外来掠夺的活动。自助行为就是产生这种无政府状态之中，面对掠夺和暴力而采取的一种生存和自我保护的手段。随着部落的兼并和融合，这一部分从事掠夺和保护的人具备了一定的震慑力量，可以对自己的部落制定行为规范，也足以让外来侵犯者望而却步。在内外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国家就产生了。然而在初期，国家的更多职能是为了保障不被外来的民族或者部落所侵略。内部仍然很盛行原始的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的习惯来解决矛盾。在国家产生法制但尚不完备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私力救济仍然是保护权利的主要方法。这是因为国家公权力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协调大量的民事纠纷。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国家统治秩序逐渐稳固，国家力量不断增加，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凭借自己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和经济上的支配力量,不断对公民的生产和生活进行调节和干预，以维护其统治地位和阶级利益。更是经常私设公堂,滥施淫威,迫害百姓。久而久之,便激化了阶级矛盾,影响了社会安定。为了维护统治秩序,统治者逐渐加强国家权力,限制私力救济,尽力推行公力救济。“因私力救济,易生流弊,弱者无从实行,强者每易仗势欺人,影响社会秩序。故国家愈进步,私力救济的范围愈益缩小。至于现代法律遂以禁止私力救济为原则,私力救济往往在民法上构成侵权,在刑事上成为犯罪行为”。[1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化，天赋人权，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渗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公权力成为为社会发展和完善的服务机构， 公权力成为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在绝大多数法学家的视野中,私力救济是一种落后、不文明、应抑制和抛弃的纠纷解决方式,它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密切联系”。[2 ] 由此可见,民事权利的保护进程是私力救济发生在先,而公力救济在后;就其发展趋势来看,公力救济逐渐取代私力救济,这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必然。但是，私力救济的衰落并不是意味着它的消失。私力救济存在具有合理性，对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事实上，它的存在时社会自我完善的产物。
二、民法自助行为的现实意义
虽然我国民法立法上没有规定民法自助行为，但是在社会生活中，民事自助行为现象大量存在。自在我国助行为还处于“民间法”的身份而存在。但是在世界很多国家中，特别是民事立法比较发达和完善的国家，都制定了关于自助行为的法律规范。如《德国民法典》第229 条规定:“出于自助目的而扣押、毁灭或损坏他人财物者,或扣留有逃亡嫌疑之债务人,或制止债务人对有义务容忍的行为进行抵抗者,如来不及请求官署援助,而且若非即时处理则请求权无法行使或其行使有显著困难时,其行为不认为违法。”此外,法国、奥地利、日本的民法典虽未做明文规定,但解释上和实务上都承认自助行为(日本称自助行为为狭义的自力救济) 。英美法中也将自助行为作为特定条件下侵害行为受害人恢复原状的一种方式。民事自助行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其存在与发展也是人的内在属性的本质要求。具体表现如下：
（一）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外来的侵犯时，都有保护自己的权益的自然本能，如果法律强制取缔人类的此项自然权利的话，则严重违反自然法规则，对个人人性来说是一种压抑。这种压抑将会带来人们对立法者的不满和反抗，其立法结果也事与愿违。将民事自助行为予以立法和司法承认符合社会基本道德规则和人的基本法则。
（二）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要求。在我国,债务人逃避债务,不法侵害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事情并不鲜见。在此情况下,若排斥自助行为,则将导致权利人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实现有显著困难。因为,债权人请求国家保护,从起诉到执行完毕,日期甚长,即使可请求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有时也可能因太迟而使其权利难以实现。尤其在权利人来不及请求国家机关援助时,自助行为就成了保护权利所能采取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办案力量相对薄弱的国家,要想使众多的民事、经济纠纷都能及时通过国家机关予以解决,人们的民事权利都能随时随地受到国家机关的保护是不可能的。得不到及时的公力救济,又不让债权人对危害债权的债务人采取应急措施,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是债权人所不能接受的。[3]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民法的根本目的和要求，如果不将民事自助行为合法化将会使大量的民事纠纷得不到解决或者解决的成本增大，这样的做法是对民法目的的背离。退一步讲，如果权利人等待公权力救济，在等待的过程中，损害结果会进一步扩大，权利人的生命和财产会受到更大的威胁。
（三）民法上的自助行为有利于节约社会救济的成本。私力救济是对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成本负担的减轻，如果对这项公民的权利在立法上持否定态度，公民只有通过公权力进行对自己的权利进行保护，这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众所周知，诉讼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和漫长的审理过程，这个过程将会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当事人双方的时间成本的消耗，也包括司法资源的浪费。如果可以在立法和司法上承认自助行为，公民在自助行为的框架下完全可以通过相互的协商和博弈来到达利益的平衡。如果将此诉诸于公法力量，无异于用牛刀杀鸡，对于国家司法资源更是是一大浪费。
（四）可以减少不法公民对民事法律的破坏，维护社会之正义。如果法律不允许公民行使自助权力，公民在面临违法者的侵害时不仅仅合法权益之损失再所难免，而且会助长违法犯罪者的机会主义心理。既然公民不能自行对抗违法犯罪行为，在侵害结束后也只能等待国家公力来救济，违法分子会利用这一等待过程，毁灭自己的犯罪证据，这将会使事后国家机关取证带来困难或难以取证，增大调查成本。这样就使违法犯罪者实施侵害行为的成本将会大大减小，违法犯罪活动将会更加猖獗。相反，法律对自助权的规定，则使违法犯罪者认识到，违法犯罪不仅会受到法律追究，还会受到广大公民的抵抗，这将会提高其违法行为的成本，违法收益远远小于守法收益时，公民会从心理上减少违法收益的投机心理，从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另外，民事自助行为的规定还有利于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自我权益保护意识，提高人民群众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
（五）公民区分自助行为合法还是非法的依据。民法自助行为大量存在，存在即是合理的，对这种合理的现象法律应当制定一个标准，从而使公民了解何种民事自助行为合法，受法律保护，自助行为的范围和强度，从而更好的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公民对自助权力的滥用。我国民法还没对自助行为进行立法上的规定，这不仅仅使公民的自助行为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认，还会容易使公民的自助行为超出行为的强度，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因此，对自助行为的立法上的承认以及限制，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国家不能对公民自助行为采取一种沉默态度。国家应该事先规定自助行为行使的条件，限制范围，以及自助效力。否则，公民对自助行为的法律要求一无所知，势必会引起自助行为保护其权利的混乱。
三、民法自助行为实施的条件
民法上的自助行为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能只鼓吹民事自助行为的优越性，任之发展，而忽略了它的缺点，毕竟民事自助行为时以暴力制暴力的行为，如果这种力量得不得控制和限制，将会成为新的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世界各国对民事自助行为承认的国家对该行为予以立法规范。民事自助行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民事自助行为须为自己的合法利益。自助行为，从这个法律概念可以判断出，民事自助行为是自己为了自己的合法利益而采取的作为或不作为。对自助行为的范围必须限制在为自己的合法利益，这有两点含义，一是自己的非法收益不能纳入法律保护范畴，对这些利益受到损害不能采用自助手段。这一点从根本上讲是因为非法利益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不仅仅是自助行为领域，其它领域亦然。二是不能为他人的合法利益而使用自助行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本人的法定代理人或委托代理人、失踪人的财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破产管理人等这些代本人行使权利的人,学界认为应视为本人可以实施自助行为。[4]（二）国家公权力不能给予及时的保护。这一条件限制是为了划分公权力和私权利行使的界限，防止私权利的滥用或者误用，增强国家法律的威信。实事求是的讲国家权力不能如影随形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法律必须协调统治秩序和个人自我利益保护的关系，一切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在不违反公法保护基本原则情况下，当公民合法权益不能受到及时保护或者或者公民不及时自助，损害结果会扩大时，应当赋予公民自救的权力。（三）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必要限度即救济适当。民事自助行为正好足以制止不法侵害或危害情况,而且没有给相对人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没有超出抵御、制止和排除这种危害后果的发生所必需的程度。用轻微方法便可达到目的的,不得采用比较严重的方法。“对物可以达到目的的,不能对人;押收财产可以达到目的的,不得损毁财产;对一物可以达到目的的,不得对两物;对小物可以达到目的的,不得对大物;拘束他人自由不得伤害人的身体”。[5 ]如果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救济不适当,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要负法律责任。（四）及时请求公权力的介入及裁判。自助行为时私权利自我救济在民法上的体现，民事自助行为的前提是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紧急采取保护措施，当这一紧急状态通过公民自助行为消失后，公民应当及时转化成公权力救济措施。私权利救济本质上是以暴制暴，以恶去恶，这种私权利自助具有随意性和破坏性，在此有必要指出,实施自助行为后,行为人有义务及时向有关国家机关申请援助,请求解决处理。因为自助行为是“一种于时机紧急不及获得公力救济时的暂时的替代手段,而争执的问题并未最终解决”。[6]问题的最终解决仍需通过公力救济。自助行为是对他人的人身、财产的强制性控制,且这种控制往往具有持续性。请求公力救济是为了尽早结束个人的控制,防止控制与反控制的对抗升级,减少和避免损害的进一步扩大。如果允许自助行为后私了,则自助行为人很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逼迫侵权人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也会为恶意者滥用自助权提供借口,自助行为的方式及其限度是否合法将无法判断。因而法律要求在实施自助行为后,在可以向相应国家机关请求救助的时候,就应及时请求公力救济。如果该项请求被驳回,或者行为人不及时提出该项请求,则自助行为实施者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7 ] 所谓及时就是不得有任何迟延之意。这是因为自助行为是一种紧急的措施,如无限制地让此种状态持续存在,将极大地损害义务人的权益。[8] 所谓申请国家机关援助,是指将扣押的财物或拘束之人送交法院或有关国家机关,请求适当处置。但并非所有的自助行为都必经后续程序,如毁损财物、取回财物、排除反抗等行为,事后都无须申请主管机关确认或援助。
四、民法自助行为实施的效力
民事自助行为是私权利对公权力的补充，最终的裁判权还需回归公权力框架内。以此，公民实施的是否是民事自助行为，自助行为是否超出法律规定的限度最终都需要公权力机关来判定。对民法自助行为的效力存在三种结果：（一）.自助行为合法，得当，对于此行为造成对方当事人财产损失的不承担责任。对于公民的此种合乎法律的自助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国家法律普遍予以免除法律责任。（二）.对于错误自助行为的当事人应当对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履行赔偿责任，这是对自助行为的公权力限制，如果民事自助行为，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而实施自助行为，其结果就是一种侵权行为，因此要对因侵权行为带来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三）.对于超出自助行为限度的救济行为要在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范围内履行赔偿责任。公民的民事自助行为虽然符合启动自助行为的法律要件，但是这一行为如果超出的自助的限度范围（如本来只需要对对方当事人的物予以扣押即可以保证自己权益不受损失，但是却限制对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民事自助行为人应当就扩大的自助行为带来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五、民事自助行为与国家公权力的关系
正如前文所论述，国家对私权利自助行为一直处于压制态度。不论是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状态还是处于现代文明状态。目前国家不敢对民事法律自助行为在立法上予以承认，也许国家是基于目前我国现阶段公民的法律意识还不高的考虑。国家从根本上说是公民根据契约原则建立起来的，根据这一契约精神，国家有义务保护社会的公共秩序不受到破坏，和对于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予以惩罚的权力。公民将这一自我救济的权力赋予国家来行使，不能运用私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公民的非法行为破坏的不单单是公民的个人利益，而是破坏的是国家所保护的社会秩序。在众多法学家眼中，私权力的自我救济是最原始和最野蛮的处理纠纷机制，是社会生产力低下和法制不健全的表现。如果对公民自助行为予以保护，将会使公民在自我保护方面出现权力滥用的结果，也是对国家权威的否定。民事自助行为是公民运用私权利对自己保护的行为，公民民事自助行为和公权力协调解决矛盾面前存在一种张力，当然从根本上说这两种权力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秩序。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两种权力不可避免的出现碰撞，因为这两种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措施存在价值理念的分歧和行为过程的冲撞。社会现象是复杂的，特别是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复杂化，很多矛盾纠纷不容易划清界限，民事自助行为的界定也将会面临着变动。公权力和私权利的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界限在一定条件下也存在模糊界限。特别在现阶段，国家权力逐渐趋向衰弱趋势，公民的权力意识越来越高涨，当然这是社会自我完善的结果。公民私权利的权力范围和深度都有所增加，在一定条件下分化了公权力的力量。这是因为社会在配置力量资源需要优化结构和成本，私权利对社会管理实务的介入和参与，有利于优化社会运作成本，解决社会纠纷。但是国家力量的对私法领域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控制力的减弱，国家可以集中力量介入到真正需要国家协调的事务之中。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必须承认自助行为的法律地位。这并不是否认公权力的在社会中的权威，而是国家又将一部分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回归到公民本身，这个回归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好公民的合法权益，也可以进一步优化社会管理力量资源的合理配置。
六、对民法自助行为的反思
我国民法虽然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但是对于民事自助行为还没有予以立法上的承认，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法的一大缺陷。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合理的即是必然的，任何一个价值趋势产生都是根植于本国社会发展的土壤之中，自助行为不仅仅是我国的特色现象，也是国际社会共有的现象。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自助行为是人性中所共同渴望和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行为和价值理念，可以这么说民法自助行为具有世界性的普世价值。对于民事自助行为其存在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对于自助行为，我们不能予以压制，只能予以引导。这样才能既满足国家公权力的优化配置需要，节约国家司法成本，又能满足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更重要的是民事自助行为是社会自我完善的需要，这一民事法律行为将会有利于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民法自助行为的另一面我们也不能熟视无睹。孟德斯鸠说过，任何权力如果没有限制，必然导致滥用。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真理，也是人性中一种自我膨胀和自我追求的一种结果。私权利也是这样，如果不对民事法律自助行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制，这种私权利的膨胀和滥用必然会带来侵犯别人合法利益的恶果，推而广之，整个社会将会面临着利益之保护的混乱。因此，公权力保护和民事自助行为的私权利之救济要协调发展，相互制约，方能起到最大效果。
参考文献
[1] 梁慧星. 民法总论[M] .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252.
[2] 江伟. 民事诉讼法[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 - 5.
[3] 于恩忠 关于建立民法自助行为制度的思考 2006.8月
[4] 史尚宽. 民法总论[M] . 台湾:台湾荣泰印书馆,1968. 684.页
[5] 史浩明. 我国民法应建立自助行为制度[J ] . 江苏社会科学,1995 年第2 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二〇一一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二〇一一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的通知
法发〔2011〕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二〇一一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二〇一一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二○一一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
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人民法院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今年人民法院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牢牢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全面加强审判执行工作和自身建设，为促进“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经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讨论，确定2011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如下：
一、坚持能动司法，为“十二五”时期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1、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精神，深刻理解人民法院面临的形势任务，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坚持能动司法，以深化三项重点工作为着力点，以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动力，以加强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为保证，全面做好各项审判、执行工作，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优质司法服务。依法严惩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腐败犯罪及渎职侵权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扎实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严格执行刑事证据规则，认真贯彻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提高刑事审判质量；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积极参与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等工作，妥善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发生，促进社会和谐。
3、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优质司法服务。依法审理金融、商贸、物流等方面的纠纷案件，稳妥处理企业破产和公司清算案件，促进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完善；依法审理消费、投资、外贸、海商海事等领域的纠纷案件，促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积极参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治理活动，促进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依法审理各类公害污染赔偿案件，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促进节能减排，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4、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优质司法服务。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集资诈骗、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制售假药劣药、重大责任事故等犯罪活动，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依法妥善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消费等领域的纠纷，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认真研究“三农”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妥善化解农产品买卖、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农村土地承包等矛盾纠纷，保护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审慎处理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行政争议，统筹兼顾支持地方发展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认真学习贯彻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切实保障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
二、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积极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5、准确理解“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的基本精神。正确处理调解和判决的关系，坚持有利于解决纠纷、有利于化解矛盾、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的标准, 根据每起案件的具体情况，合理选择处理案件的方式，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坚持合法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坚决避免脱离实际设定调解率指标、违背当事人意愿强调硬调等做法。不能调解以及调解不成的要及时作出裁判。
6、创新和完善诉讼调解工作机制。强化“调解优先”理念，把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各个环节，贯穿于一审、二审、再审、申诉、信访全过程，建立覆盖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各领域的全程调解机制。用调解案件的自动履行率检验调解效果，进一步完善能够真实反映调解工作质量的考评机制，真正使调解方式发挥应有的作用。
7、创新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加强诉调对接工作，总结推广设立诉调对接中心、在立案大厅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等经验做法，积极引导当事人就近、就地选择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方式化解纠纷，力争把矛盾解决在诉前。
8、创新和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积极推动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方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司其职、相互协调的“大调解”工作格局。认真学习贯彻《人民调解法》，完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加强与人民调解组织的协调配合，促使人民调解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加强与有关行政机关和行业组织的联系，对他们调解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服务。规范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标准，支持仲裁机构开展工作，发挥其在解决争端中的重要作用。
三、坚持司法为民，着力解决诉讼难、执行难问题
9、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加强立案信访窗口建设，完善功能设置，规范工作制度，努力把立案信访窗口建成“为民之窗、文明之窗、和谐之窗、公信之窗”。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完善巡回审判，在相关案件集中的地方设立专业法庭或合议庭，积极探索网上立案、送达、庭审、评议等做法，做好小额案件速裁机制试点工作，加大司法救助力度，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司法的便捷高效。
10、进一步做好涉诉信访工作。认真开展涉诉信访积案清理工作，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工作进度，抓好结案验收。坚持领导干部亲自接访、法官带案下访、巡回接访等做法，切实解决群众信访中反映的问题。做好信访案件的化解工作，落实《人民法院涉诉信访终结办法》，确保在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公正的前提下，促使当事人息诉罢访。强化一审、二审的责任，做好初信初访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案件。
11、进一步破解执行难问题。扎实开展创建“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活动和委托执行案件专项清理活动，实现执行工作良性发展。加强分权制约，细化执行联动和威慑机制，不断完善有利于执行工作开展的长效机制；积极推进强制执行立法，为解决执行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扎实开展执行工作信息化建设，完善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为提高执行水平创造条件；着力解决被执行人规避执行问题，适时开展反规避执行专项活动，切实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四、坚持改革创新，推动建立科学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
12、深入推进中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司法改革任务。坚持“把握方向、立足国情、依法推进、确保公正”原则，加快推进死刑复核程序、司法保障制度两项中央确定的改革任务，积极推进建立审务督察制度、诉访分离制度、法官廉政档案制度等“三五”改革纲要确定的任务，并狠抓各项改革成果的落实。
13、深入推进司法公开、司法民主和监督制约。积极推进裁判文书上网、诉讼档案查阅等工作，大力开展向“司法公开示范法院”学习活动。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适当增加人民陪审员数量，扩大陪审员选任范围，加大普通群众在陪审员中的比例，加强对陪审员的管理和培训，拓展陪审案件范围，更好地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加强审判监督等人民法院内部监督，同时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和社会各界监督，确保人民法院依法履职、公正司法。
14、深入推进审判管理创新。建立健全质量评估、案件评查、流程管理、考核奖惩、监督指导等审判管理制度，实现审判管理的规范化；探索建立合理的指标考核体系，实现审判管理的科学化；大力推进“天平工程”项目，加快建设覆盖全国四级法院的审判管理网络，构建全国法院案件信息数据库，推进信息技术在审判执行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实现审判管理的信息化。
五、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全面提高法院队伍整体素质
15、大力加强人民法院党的建设。加强各级法院党组自身建设和机关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建设，坚持支部建在庭上，完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党风党纪和工作的考核，扎实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确保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建立党建工作指导机制，加强对下级法院党建工作的指导，形成条块结合、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党建工作格局。按照中央部署，组织开展庆祝建党90周年宣传教育和纪念活动，推动法院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16、深入开展两项主题实践活动。将“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纳入中央政法委组织开展的“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中，按照中央政法委的统一要求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突出加强党建工作和司法作风建设两个重点，结合各地法院实际，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两项活动取得实效。
17、扎实推进法院培训工作。认真贯彻“一个目标、两个转变、三个倡导”教育培训工作方针，严格落实《2011-2015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优化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提高培训质量。积极推进全员培训、主题培训、预备法官培训、专题培训和岗位练兵、少数民族双语法官培训以及司法警察专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法院队伍司法能力。
18、切实改进司法作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深入开展群众观点大讨论，联系法院工作和干警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自查自纠，确保群众观点深入人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积极开展走访基层活动，及时听取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开展民意调查等多种方式，了解社会对法院工作的评价；积极开展人民满意法院、法官创建活动。坚持求真务实作风，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坚决整治文山会海。
19、着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积极开展司法核心价值观研究、教育和实践，认真贯彻执行新修订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和新制定的《人民法院文明用语基本规范》。继续加强法院文化示范建设，推出具有各地法院特色的文化建设项目，扩大法院文化建设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健全完善法院文化建设组织领导和工作机构，落实法院文化建设规划，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20、努力促进司法廉洁。深入贯彻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精神，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探索反腐倡廉工作新路子，强化司法廉洁教育，继续开展正面典型示范教育、反面典型警示教育，督促广大干警廉洁自律，坚守防线。加强更具监督制约力度的制度建设，认真落实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的“四个一律”和最高人民法院“五个严禁”，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力度，健全网络举报受理、违纪线索核查、重大案件督办等工作机制，完善对查办案件工作的评价制度和问责制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推进人民法院惩防腐败体系建设，构建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廉政风险防范机制。
六、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全面加强基层工作和建设
21、切实加强对基层工作的指导。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要完善宏观指导、分类指导机制，大力提升自身工作水平，努力掌握司法工作规律，认真调研论证，多听一线干警意见，增强监督指导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权威性。加强工作检查，确保各项监督指导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22、推动解决基层法院的实际困难。继续推动人员招录办法改革，拓宽法官来源和渠道，加强对解决法官提前离岗问题的督查，有效缓解基层法院案多人少、法官断层状况。积极推动司法考试改革，实行倾斜政策，有效解决西部边远地区法院进人难、留人更难的问题。加强一线安保队伍建设，加大对安检设施和警用装备的投入，根据警务工作需要申报增加司法警察编制，协调有关方面切实提高司法警察职级待遇，稳定司法警察队伍。争取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的关心支持，继续推进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建立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进一步改善基层经费保障状况。继续做好边远、民族地区及其他群众诉讼不便地区人民法庭的恢复或新建工作，改善执法条件，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23、推动解决基层法院干警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政治上关心干警，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和组织人事部门的支持，落实好法官职级，及时提拔使用、表彰奖励优秀干警，激励先进，弘扬正气。在工作上支持干警，帮助他们排除干扰，确保公正、高效、廉洁、文明司法，并为干警创造学习、培训机会，使他们不断接受新知识，增长新才干。在生活上体恤干警，创造条件落实相关津贴，尝试建立重大伤亡和重大疾病保险制度，定期组织干警体检，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不断改善干警的生活条件，认真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使广大干警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七、坚持党的领导，为做好法院工作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24、始终坚持人民法院工作正确方向。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自觉坚持“三个至上”，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谋划法院工作，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人民法院工作始终符合党和国家的整体工作部署，充分发挥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职能作用。坚持重要工作部署、重大改革事项向党委报告制度，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使党的各项决策部署在人民法院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
25、加强司法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加大司法宣传工作力度。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更加有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加强人民法院理论研究，使广大干警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做到理论上认同、思想上认同、感情上认同、实践上认同，确保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引领司法意识形态。
26、进一步落实好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和加强协管工作，结合地方换届，负责任地提出协管意见，确保把各级人民法院班子配齐配强。改进和加强干部选拔培养，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和法官法的规定，把政治坚定、品德优良、熟悉法律、作风扎实的优秀干部选拔到法院领导岗位上来。改进和加强对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的经常性考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不同方式妥善解决，激励大家立足本职，干事创业，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