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分析/谢维雁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23:15:42 浏览: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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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分析
[英 文 名] Analysis on the Aim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a ’s Constitution
[内容摘要] 我国宪法的现代化应当基于两个维度：一是针对原有宪法存在的问题，一是尊重宪法的普适性价值。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二是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关 键 词] 宪法 现代化 人权 民主 价值 形式主义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市忠县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教师，法学硕士。
[通讯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180号 ， 邮政编码：264209
[电子信箱] xwyan3721@sina.com xwyan3721@hotmail.com
引言：“不一样”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项双向比较运动：一方面，现代化面对过去，过去构成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变革与创新，或者对传统的扬弃。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变革、创新或扬弃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指向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模式是以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为原型来描述的，其结果，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向发达国家靠近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是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或超越的过程。就“面向过去的运动”而言，由于各民族国家背负传统的差异，在变革与创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而对“指向未来的运动”而言，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内容与过程都必然带有某种普遍性。这些普遍性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因此，现代化必然既是一个转化传统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纳普遍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在结果形态上大体一致，但若将各自确立的现代化目标分解成若干细目，则可发现在这些细目的选项上存在着差异。
因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和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现代化。这是在现代化问题上传统因素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同国家宪法的现代化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定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考虑两个维度：一是要针对原有宪法及实施中存在的特有问题确定解决方向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从发达宪政国家的现代宪法中概括出基本的普遍性要素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确定为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一是推进宪法的形式主义。
一、厘清宪法的价值承载
（一）价值在宪法中的意义
1、价值判断与宪法学
根据哈耶克的研究，18世纪到19世纪初，科学尚未分化。像政治经济学这类现在看来非常明确归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在当时既可以称科学的一支，也可以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19世纪上半叶，科学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而科学的成功导致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 实证主义正是这种“专制”的哲学解读——它“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制于事实领域，因为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 韦伯也主张，“社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它不是应当价值中立，而它就是价值中立的”。 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侵入了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一切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为了追求客观性，它也运用所谓“物理的”科学的方法，试图消除科学家的任何主观因素，法律科学家必须审慎地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调查中。 “实证主义导致一切价值判断都是非理性的说教”。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个人的或者集体方式相同的基本评价，也就是说，人员对某一对象物的种种感觉状况转换解释为该对象物的一些特征，亦即被客观化。东西不是美或者丑，行为不是善或者恶，等等，而是一些人员或者人员圈子对它们的中意还是不中意，赞成它们还是不赞成它们。 价值判断被认为是主观的，而且仅仅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确认：如果多数人对某物持共同评价——他们赋予其相同的用途，或者期待它在相关的人看来具有相同的效用，那么，该事物就有价值。实证主义理论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无法真正做到所谓“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
与法律实证主义相反，一些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完全置于价值判断之上，如古斯塔夫·拉特布鲁赫。对他来说，整个法哲学是“法的价值的观察”，法哲学必须探索各种价值，在各种价值的基础上，某一种实在法的法制显示出是公正的或是不公正的，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法。
事实上，法学研究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边沁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是，“（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 宪法学的研究也应该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一是确定宪法是怎样的，二是确定宪法应当怎样。无论你如何小心，只要你冀望确定宪法应当是怎样的，则无法避开价值判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看到（Seeing），从任何重要的意义上来看，都依赖于我们的看（looking），看反映了关切、理论、目的和理念的整个系统，它们引导我们去追寻所考虑的事物中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本性。 马丁·洛克林反问道：我们真的能够在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辩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他说，在我看来，这一学科中的知识必定关系到人的目的以及我们赋予给周遭情境的意义。这标明：首先，知识必须到意义中去寻找；其次，知识是关系性的。知识的这些特性表明：我们不可能在人类目的的社会背景之外来确定真理或谬误。
可以得出结论，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任何一个从事宪法学研究的人，他必须先为自己预设必要的价值判断，至少他必须确认对宪法学的研究这一活动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判断构成了他研究的出发点，他在研究中可能改变其价值判断，而在改变之前，他一定又接受或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其次，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成果的性质与历史意义。再次，价值判断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宪法学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是宪法学学术进步的前提。黑格尔曾从哲学的角度强调了一个学科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对于该学科的重要性：“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
我国传统宪法学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而忽视了其他价值判断的存在。这导致宪法学研究的单调，缺乏创新，研究本身不过是对某种价值判断的注释。
2、价值与宪法文本（或宪法规范）。
林来梵博士将宪法规范喻为“单纯的容器”，认为它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因此，事实与价值可以相对分离，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而注入宪法规范。 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事实上，并不存在价值中立或者不含任何价值观念的宪法规范。首先，事实上，宪法所特有的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之前而产生的。 制定宪法的动议及制定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宪法在制定时就已经被预设了价值理念。此时，价值是制宪者为宪法预设的道德目标。宪法规范只是作为这种价值理念的实现手段才被确定下来的。因此，宪法规范根本不可能与价值分开来，“单纯的容器”是不存在的。正如马丁·洛克林的断言：“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 其次，并不是宪法文本中每一个宪法规范或每一具体条文都能读出价值内涵。但这并不排除一些规范或条文，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直接表述宪法的价值，这类规范可以称为宪法的价值规范。其他不直接表达宪法价值的规范可称为非价值规范，它又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类。从形式上看，相同或类似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在任何一部宪法都可以找到，它似乎不含任何价值观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一部宪法中，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总是要与价值规范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宪法规范的整体，而且，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只有在促进价值规范的实现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此，即使内容完全一样的技术性、社会性宪法规范，在纳粹德国和其他真正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实践中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倾向。从根本上讲，宪法的价值是通过所有宪法规范组成的规范系统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来体现的。再次，宪法一旦颁布实施，其价值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隐藏在规范的背后。价值必须借助于概念和逻辑的形式，尽可能精确地转化为调整具体宪法行为、宪法关系的规则体系，才有可能在具体的行动领域得以彻底、全面的贯彻。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宪法规范获得了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为宪法规范及宪法规范的具体适用过程获提供了评价的标准。
我们以往的宪法并非没有确立价值，而是所确立的价值仅停留在纸上，换句话说，宪法文本叙述的价值与宪政实践中的实际价值诉求并不一致。
（二）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
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台州市生猪生产加工经营和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
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台州市生猪生产加工经营和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台州市生猪生产加工经营和安全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台州市人民政府
二○○六年一月十八日
台州市生猪生产加工经营和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生猪生产、经营和屠宰管理，保证生猪产品质量，保障公民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浙江省实施〈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办法》和《浙江省食用农产品安全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从事生猪饲养、交易（包括调运）、屠宰以及生猪产品加工、贮运、销售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生猪及其产品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重大事故查处；农业部门负责生猪及其产品的检疫、检测等监督管理（包括饲养、屠宰环节生猪尿样和组织的抽样）；贸易部门负责生猪屠宰的监督管理和生猪购销的行业管理；工商部门负责生猪产品经营的监督管理（包括生猪产品的市场抽样）；卫生、物价、环保、税务、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做好生猪屠宰和产品销售管理工作。
畜牧兽医监督管理机构实施生猪及其产品的检疫和盐酸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等禁用药物的监督检测，定量检测应当委托具备资质的检验机构。
第二章 生猪饲养管理
第四条 生猪饲养应当按照《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及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并建立免疫、用药记录。禁止使用盐酸克伦特罗等国家规定的禁用药物或者国家明令禁止、淘汰的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
第五条 生猪饲养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畜牧兽医监督管理机构对所饲养生猪的检疫和检测。
第六条 畜牧兽医监督管理机构应定期或不定期对生猪养殖场（户）所饲养的生猪进行检疫和盐酸克伦特罗等禁用药物的监督检测。
经检疫不合格的生猪，由养殖场（户）在动物检疫员监督下作防疫消毒和其他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
经监督检测生猪含有盐酸克伦特罗等禁用药物的，由畜牧兽医监督管理机构监督养殖场（户）对同批（栏）生猪采取强制去毒处理，经检测合格后方可上市交易。
第七条 农业部门要加大对生猪养殖的技术指导，鼓励引进、推广生猪优良品种，并建立规模养殖场（户）基本情况档案。
第八条 加强规范化养殖场和无公害基地建设，鼓励发展生猪规模养殖。
由市财政局、市农业局制订优惠政策对规范化养殖场和无公害基地予以扶持。
第三章 生猪交易（调运）管理
第九条 禁止生猪购销单位和个人从疫区调运生猪。
贸易部门、农业部门要对主要生猪调出地（以县为单位）进行风险评估，并与调出地建立产销联防制度，签订联防协议。
第十条 贸易部门应建立生猪购销单位和购销大户基本情况档案和信用记录，组织生猪购销单位和购销大户成立生猪购销行业协会；加强对购销单位和个人调入生猪的检测；行业协会要为购销单位和个人提供生猪购销市场信息等服务。
第十一条 生猪购销单位和个人在生猪调入时，应要求养殖场提供动物检疫、检测合格证明和不含盐酸克伦特罗等禁用药物的质量保证承诺，并在购销合同中明确生猪质量要求和相应的违约责任。
生猪购销单位和个人在生猪调入时，应采用盐酸克伦特罗试纸法对采购的生猪进行检测，保证调入生猪质量。
第十二条 对一年内生猪及其产品盐酸克伦特罗等禁用药物检测不合格两次以上（含）的产地，自第二次检测结果报告之日起九十日内停止从该县调运生猪；农业部门应将检测情况通报产地农业（畜牧）部门和我省其他地市，并在政务网站予以发布。
第四章 生猪屠宰管理
第十三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按布局合理、方便流通、消除污染、便于管理的原则以及符合食品卫生、动物防疫、有害物质检测和环境保护的要求设置。
第十四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私设屠宰场（点）非法屠宰生猪。
第十五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严格按《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和《浙江省实施〈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办法》的要求设置，并符合相应条件。
第十六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应具有生猪检疫合格证明，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的规定，由畜牧兽医监督管理机构在屠宰现场依法实施检疫。
第十七条 畜牧兽医监督管理机构应按一定比例对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每批（栏）待宰生猪进行检疫和盐酸克伦特罗等禁用药物的监督检测，检疫、检测合格后方可屠宰。
经检疫不合格的，对待宰生猪依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处理。
经监督检测生猪含有盐酸克伦特罗等禁用药物的，严禁屠宰。不合格生猪为本地饲养的，依本办法第六条第三款处理；不合格生猪为外地调入的，责令购进单位（个人）对该批生猪作强制去毒处理或自行销毁，并报告市畜牧兽医监督管理机构。
第十八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与委托屠宰的单位和个人签订屠宰协议，协议应当明确生猪质量要求和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十九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建立企业自检制度，按照一定比例对每批待宰生猪进行盐酸克伦特罗等禁用药物的快速检测，检测合格的方可屠宰；不得屠宰未经有害物质检测或检测不合格的生猪。
经盐酸克伦特罗快速检测为阳性的，对同批（栏）生猪暂时圈养，并立即报告当地畜牧兽医监督管理机构；畜牧兽医监督管理机构依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进行处理。
明知是使用盐酸克伦特罗等禁用药物饲养的生猪，而提供屠宰服务的，由司法机关进行查处。
第二十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建立严格的肉品品质检验管理制度。
经盐酸克伦特罗等禁用药物检测、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加盖检验合格验讫章，并签发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方可出厂（场）；经盐酸克伦特罗等禁用药物检测、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生猪产品经营管理
第二十一条 市场举办者对场内经销的生猪产品质量安全负有管理的职责。
市场管理机构应当对场内各生猪产品经营户的信用情况进行登记，并及时在市场内予以公告。
第二十二条 工商部门应不定期对市场销售的生猪产品进行监督抽样，经营生猪产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第二十三条 经营生猪产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购入、销售非定点屠宰厂（场）屠宰或不明来源的生猪产品。从市外调入分割猪肉及其他生猪产品的，必须是经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定点屠宰厂（场）屠宰，并经检疫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
经营生猪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建立进货台帐，注明生猪产品的供货单位、购进数量、购进价格、购进日期等内容，同时保存进货记录、检疫检测合格证等有关凭据。
第二十四条 从事餐饮经营的单位（包括集体食堂）、个人及生猪产品加工企业的肉品采购，应当严格执行食品采购索证制度，建立生猪产品采购登记制度，注明生猪产品来源，并附贴检疫、检测合格证明；不得购进非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产品。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和加工病害、注水、变质、有毒有害等不符合标准的生猪产品。
销售病害、注水、变质、有毒有害等不符合标准的生猪产品的，由工商部门进行查处；利用上述不符合标准的生猪产品生产加工食品的，由质监、卫生部门依各自职责进行查处。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生猪产品，是指生猪屠宰后未经加工的胴体、肉、脂、脏器、血液、骨、头、蹄、皮。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检疫是指依法对生猪及其产品是否染上或者携带检疫对象所进行的检查；检测是指依法对生猪及其产品是否含有盐酸克伦特罗及其他有害成分的测定。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强制去毒处理是指在正常条件下饲养至少十五天以上。
第二十九条 依照本办法对生猪及其产品监督检测所需费用由县（市、区）财政列支，不得向受检者收取。市本级范围内由市财政适当予以补助。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所需检测费用计入成本，物价部门对屠宰加工服务费进行适当调整。
第三十条 本办法所称同批（栏）生猪是指同一饲养场（户）在同一饲养周期按相同条件饲养的该批生猪。对定点屠宰厂（场）待宰生猪进行抽样检测时，以一张检疫证代表的一批生猪为同批（栏）；不能确定批（栏）的，视单位运输车辆为同批（栏）。
第三十一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畜牧兽医监督管理机构进行盐酸克伦特罗等禁用药物检测抽样时，对待宰生猪按同批（栏）生猪的3%比例随机抽取尿样；对从当地农户收购的生猪同批（栏）不足20头的，抽取1个尿样。生猪产品市场抽样平均每月不少于300个批次，具体抽样计划由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另行下达。
第三十二条 检疫检测人员隐瞒疫情或伪造、更改检测报告的，依照规定对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各县（市）可结合各地实际制定相应管理办法，并报市政府备案。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员工住院出险是否构成保险责任
□齐艳铭 来源：中国保险报2005年12月16日
某保险公司安徽省淮南市分公司承保了淮南市朝阳医院的医疗责任险项目。2003年3月31日，该院职工（护士）余龙梅在该院做剖腹产手术。2004年6月，余龙梅感到腹部不适，遂到淮南市人民医院检查，发现腹腔内留有一块纱布为此余龙梅向淮南市朝阳医院索赔38804元。发生该事故后，被保险人朝阳医院即向承保公司提出了索赔请求。在保险公司内部，理赔人员对余龙梅身份的认识并不统一。归纳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余龙梅是“雇员”，该医疗事故并不构成保险责任。虽然从形式上看，余龙梅是以病员身份到朝阳医院就医的，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同时为该院护士），极有可能存在与被保险医院联手欺诈的道德风险。在意外伤害保险实践中，曾经发生过医院雇员集体投保后，与所在单位的医院合谋欺诈的案例。另外，该保险公司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第6条约定：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被保险人的医务人员或其代表的人身伤亡所造成的损失和费用。尽管此时余龙梅既是医院的“雇员”，又是医院的“病员”；但条款没有对这种特殊情况做出约定，属于条款的漏洞。此时应严格地按照条款的文义做出解释，认定余龙梅属于“雇员”，因此其人身伤亡所造成的损失和费用不能构成保险责任。这种观点认为，对条款做严格的文义解释也许对被保险人并不公平，但这属于条款的漏洞，只能待条款修订时做出调整，该问题已经不再是理赔问题了。
第二种观点认为，余龙梅属于“病员”，该案构成保险责任。虽然余龙梅是本医院的雇员，但其以病员的身份到该医院就医，在履行了正常的挂号、交费等手续后发生了医疗事故，并不存在欺诈现象。另外，对该保险公司条款应做扩大解释，即在第6条后增加条款：但被保险人的医务人员或其代表以病员身份到被保险医院就医的除外。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需要进一步阐述的是，只要医院雇员履行了必要的就医手续，那么双方之间便产生了医患关系，雇员受损就应该得到赔偿。至于可能诱发的道德风险，保险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及时的现场查勘等途径来识别。保险公司不能因噎废食，不能以“雇员”与“病员”身份重合可能诱发道德风险为由拒赔。否则，保险公司的诚信何在？
另外，对保险条款究竟应该按照什么原则进行解释呢？是严格的文义解释，还是目的性扩张解释？法学院教授们经常津津乐道的一个例子是，法律规定“牛、马车不得入内”，是仅仅指牛车和马车不得入内，还是说骡子车和驴车也不得入内呢？毫无疑问，按照立法者的目的，此时应该适用扩张解释，即不仅牛车、马车不得入内，骡子车、驴车也不得入内。同样的道理，根据保险条款订立的目的，本案相关条款应适用扩张解释。余龙梅属于病员，其构成医疗责任险条款中的“第三人”概念。
事实上，本案承保方总公司最终也坚持了这样的观点，给安徽省分公司的批复如下：在淮南市朝阳医院医疗责任险赔案中，被保险医院职工以病人身份在接受医院治疗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属于保险责任。但在理赔过程中，应详细审查受害人住院手续及资料是否完整并符合规定，防止保险欺诈现象。
